作者：sasha k
按：本譯寫系列早前刊登Chris Dixon一篇<西雅圖之後尋找希望>，該文在英美等地廣受注意，特別受社運積極分子歡迎。譯文在inmedia登出，也有讀者相對活躍的反應。Chris Dixon自述為無政府主義者，也參加發起Direct Action Network，然而他寫的<西雅圖之後尋找希望>一文，在另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眼中，卻是一篇偏離無政府主義原則，過分向社運積極主義的主流實踐傳統靠攏之作。本文作者sasha k猛烈批評和反駁<西雅圖之後尋找希望>一文，並緩引系列二<社運收皮>作者Andrew X的觀點，以回應Chris Dixon。其實<社運收皮>一文，亦引發了另一圈的討論，本文亦可管窺其中一些回應觀點。
甚麼是有價值的反思？西雅圖之後，有如打翻了五味架，思想激盪，百家爭鳴，篇篇都是拳拳到肉，而非僅自我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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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sm’ and ‘Anarcho-Purism’
“西雅圖之後” (一個在千百篇文章重複著的名詞) ，有很多關於如何去 “建設一個運動” 的談論。在 “重新思考基進的社運積極主義及建設一個運動” 那篇文章，Chris Dixon 發表了對有關問題的看法。看過他的文章，人們不禁要問，社運積極主義的甚麼被重新思考過，而要建設起來的運動，又是怎麼樣的一種運動。其實，在Dixon那篇廣受褒揚的文章中，真正重新反思過的東西甚少，對社運積極主義的批判角度也全然欠奉。Dixon將他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希望，一種他稱之為 “批判性” 的希望。但不幸的是，他文章之中的希望，大部份都是自我祝賀，並無甚麼批判性的反思。
文章包含兩個 ‘批評’：一、對Dixon來說，這場在西雅圖，而不是在第三世界發展出來的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場白人的運動。二、對運動中的矛盾所作的任何反省，Dixon都抱批判態度，並扣上 “清教派” 無政府主義的帽子。Dixon將這兩項批評連在一起，從而割斷了任何關於手法、戰略、目標及最重要的組織者／社運積極分子角色的任何討論。
在歐洲，特別在英國，社運積極分子在社會扮演的角色，引起了很多討論。但在美國激進分子圈子中那種一向反智的本性，令得這種討論從沒有展開。(雖然在美國開展這種爭論的時機已經成熟)。這種反理論的取向，令Dixon可以用一種非常抽象的方式說話。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如何運用 “社會轉變／變革” 這些術語。在他的文章中，社會變革可以意味任何的東西；它可以是任何目標、往任何方向的變化，只要它有進步意義：某些事物更多或更好便成了。不過，這種抽象性並非偶然的錯失，而是內在於他的論點中的邏輯，內在於他那種社運積極分子的心態。我們的目標愈是抽象，就有愈多的人加入我們的進軍行列：那正是一種[迷醉]於數字的心態。那簡直是無政府主義的克林頓化——克林頓令民主党變得那麼溫和及走中間路線，很多共和党人都大力拍掌，加入其中，Dixon對無政府主義所做的，也是一樣。
我們需要去問的是，Dixon要建設的，究竟是那門子的運動？他那麼熱切地去建設的，其實只是一種社運積極分子的運動，那種只屬於社會變革專家的運動，那些讓他們站在他們要去組織的社群之外和之上的運動。而大致上來說，這種運動是將一大堆單議題團體集合起來的運動。如果在美國，有任何東西是富啟發性的話，那就是更多的人開始發現自己是站在資本主義整個體制的對立面。但是，如果我們只是把一大堆單議題運動搞在一塊，我們根本不會有一個反資本主義的運動，而只是一個由社運積極分子指導，充滿內在矛盾的改良主義運動。一個屬於被剝奪被排斥的群眾的運動，一個反對資本主義和國家政權的運動，不可以用把一大堆單議題團體混在一起的方法去建立，而只會從我們當前的社會狀況，和對一個不同的世界的渴望生長出來。
不過，要建立一個由社運積極分子所領導的運動的話，那無論有多大的內在矛盾，其實用任何手法或目標都並不打緊。Dixon羅列了一系列要求和目標，但認真地從總體上批判資本主義和國家政權的訴求卻一一欠奉。它們只是包括， “反對任何反動的選舉制度”、 “要求對警權有更真正的公眾監察”、 “擺裝置藝術” 、 “塗鴉”…….一如Dixon所言， “我們都按我們的環境和目標，而運用多種不同的工具、對策、戰略及訴求”。當你的目標仍是非常含糊的時候，任何工具、對策、戰略和訴求其實都沒有所謂。事實上，它們可以被看成 “互相補足” 的。而當我們仍是抽象和缺乏反省能力時，它們的確是可以 ‘被看成’ 是這樣，但實際上卻矛盾重重。但對於社運積極分子來說，大團結的場面(spectacle of unity)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的手法和戰略真的是建基於我們的環境 [即我們陷身其中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 和目標之上，我們就特別應該去批判，那些和我們的目標相反的工具、手法和戰略。因為它們會帶我們走上錯誤的方向，複製我們正正要從社會上除去的成分。對無政府主義者來說，我們要的是去打倒資本主義和國家政權，而不是某些含糊的社會變革觀念。可是，對Dixon來說，他的 ‘批判性希望’ 中的 “批判性” ，卻針對著我們的思考，說那是太理論性和具反省性。他滿懷批判態度地，看待[我們]作出的那些必要的[概念]區分，這些區分質疑那些抽象地看社會變革的想法，從而逼使人們去作出艱難的決定。但當Dixon說要建立對資本主義更有理論水平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時候，他仍然把這工作視為與組織工作有別的另一項計劃。理論和實踐分屬兩個不同的世界，儼然可以要一個而不要另一個。
Dixon透過把所謂白人特權、以及所謂清教派無政府主義的指控，割斷了關於手法、戰略、以及，最重要的，關於我們當前需要的目標的那種反思性和理論性的討論。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話，你就很可能是一個 ‘白人中產男性’，更有可能是惡形惡相的清教派無政府主義者——這樣的話，你根本無容申辯。那些 “清教派的無政府主義者” 也被批評為 “自詡體現了激進標準”的人。用 “自詡” 這個詞是意味深長的。在社運積極分子的世界，人們需要去聲稱站在某些真正的、民主的位置，以求取得一個 “社運積極分子”、 “組織者”、或 “理論家” 之類的角色。問題於是變成 “究竟你代表誰？” 因為你不能僅僅代表你自己。但是，我們其實並不需要專家，專職的 “理論家”，我們所要的是對社會變革的了解，具有反省能力和理論分析能力，不是把社會變革變成某些含含糊糊的概念，而是某種緊緊地扣連到我們追求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渴望中。不幸地，Dixon為了加強自己的論點，卻不斷訴諸這些專家：他所引用的每一個人要不是甚麼 “資深社運積極分子”、 “老鍊的組織者”，就是，要命的， “理論家”：只有一位他傳召的專家證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他仍把他指認為一名專家——就像這是一篇學術論文一般—-他是一位 “無政府主義作家”。
但甚麼人是無政府主義的清教徒呢？甚麼是無政府主義的清教派呢？這個名詞今日四處被人拋弄，特別是在社運積極分子的圈子。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問題思考得更清楚。一種無政府的清教思想經常是一種和行為倫理(ethic)相對立的道德規範(morality)。道德規範是諸如 “你不可” 的戒命，而不是一種在[每個]當下境況提出的疑問。那是一組盲目先定的標準，用以規範人們的行為。無政府主義清教思想就是一種道德規範，使無政府主義和某些手法區別開來，或者和某些團體區別開來，以保持純粹性。不過，Dixon用 “清教徒式的無政府主義者” 一詞，意味著無政府主義不應被當成是一種道德規範——-這點我是毫無異議的——但他不僅如此，而是主張無政府主義不應作為一種行為倫理。事實上，按Dixon的邏輯，人們不能不得出無政府主義根本毫無意義的結論。
無政府主義的行為倫理是對個人創造力、慾望和力量的首肯，是首肯人們能夠無需 [依從] 自外強加到另一些人頭上的決定，亦能走在一起，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作為一種行為倫理，它既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也是一種和他人連繫的方式。我們如何可以走在一起，而一種不會約制、規限和壓抑每個人的慾望、創造力和活躍能力？這項行為倫理的問題是無政府主義的核心。這也是Dixon所要抹掉的問題，一如他要從無政府主義抹掉一切內容一樣。作為一種行為倫理，無政府主義者認識到我們無從脫離社會生活。無政府主義的行為倫理，總是在被剝奪者和被排斥者的運動中產生，而它也只會在這種運動之中才會保持活力。一個人要把這種行為倫理活出來，意味著要和強加的社會秩序、層級制度、及任何的統治制度產生衝突。要活出這種行為倫理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我們不可以把它變成像喝茶灌水一般的事，無論無政府主義如何給淘空了實質內容，人們也不會很快地跑來歸附其下。
明白了這點之後，更應指出的是，把任何意圖想改好現存制度的人稱為改良主義者，只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學。有很多想終結資本和國家政權的統治的人，也不自覺地運用一些只會改良現存制度的方法。因此，要清晰明白我們行動的後果是很重要的。理論和批判的作用就在這裏。這不可以變成一種互相祝賀，讓大家高高興興的遊戲。而作為無政府主義者，我們能夠和他們為著中期的目標而合作，也永遠清醒知道，如何按我們的終極的目標，給這些中期目標打分，但重要的底線仍然是存在的。然而，如果我們只有一些關於社會變革的抽象觀念，這些底線就會日益含糊。在一般意義上來說，去爭取 “真正的控制警權” 可以是一個求取社會變革的一小步。但歸根到柢，這只是後退的一步，因為這只會強化了警權，以及任何強加決定的合法性。這其實是明白不過的事，除非你的目標根本就只是要一支優良警隊，或甚麼 “對我們的生活有更民主的控制”——今日這個名詞被社運積極分子重複又重複，但卻是又一個往往沒頭沒腦地抽象不堪的名詞。 “對我們生活的民主控制” 可以是一個很動聽的口號，但它是如此的含含混混，很多華盛頓的政客都可以據為己用。
再者，與那些會限制我們的活動、我們行動的力量的人合作，是一種不會合作良好的組合。但很奇怪地，社運積極分子往往就正是那些想約束他人行動的人——你只要看看華盛頓示威中Direct Action Network的角色你就會明白，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可以為其他人的參與訂下規限。這便是一個擺在無政府主義者面對的行為倫理的問題。甚麼時候和其他人結合在一起可以增加我們行動的能力，邁向我們的目標？甚麼時候不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絕非一個可以漠視或取消的問題。但這決不是說，這是唯一的行動方式，只有行動卻沒有任何思想，往往有反作用。
或者，要考究所謂白人特權的問題，就應先把眼光放在社運積極分子／組織者作為一個社會變革專家的角色本身。或者，問題並非像Dixon的文章所說的，社運積極分子組織了錯誤的人，又或者為錯誤的事件而組織，而是，把人組織起來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的方法，去爭取一個真正不同的世界。然而，自從六一八示威之後，一場環繞 ‘社運積極主義’ 的討論已經展開。[…….]
在 <社運收皮> 一文，Andrew X批評社運積極主義是一種脫離社會的專門角色，導致其實踐方式有嚴重局限。因此，作者說我們應該放棄社運積極主義。 “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不單止要求我們有一種量的改變 (更多行動、更多社運積極分子) ，而是一種質的變化 (我們要發掘更多有效的操作方式) 。”這正是Dixon的根本問題：他全然旨望更多的人參與，更多的人加入組織工作及被組織起來，但不去反省，如何開始可以令我們邁向性質上不同的實踐。Dixon的觀點強化及讚揚社運積極分子站在群眾——那些人人都知道的真實的人們——-之外及之上的專家角色。Dixon的話是說，[縱然如此]，我們可以幹得更好。一如Andrew X所言，“社運積極分子” 是一種專業人仕或投身於社會改革的專家——然而，我們愈是依隨這種角色和對我們自己的想法，我們就愈阻礙著我們期望的東西實現。一場真正的革命，應包含著[每個人]從所有事先預想好的角色中掙脫出來，以及打破所有的專業隔閡的綱領，亦即是要使[每個人]都重新作為自己生活的主宰。重新掌握我們自己的命運，乃是一種革命的行動。它會創造新的自我、新的交往形式，和新的社群生活方式。”他說，要打破這種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是不容易的事，特別是在抵抗資本主義鬥爭的低潮時期，但我們必須 “……..不斷地嘗試推向我們的局限和約制的界線。
在Kellstadt那篇<反社運積極主義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作者一如其標題，既支持也批評Andrew X的觀點。他既看到社運積極主義的局限，他也說不能簡單的就去放棄社運積極主義。這篇文章最有用的地方，是注意到當一個社運積極分子的主觀選擇成分和社會的客觀條件，這些條件限制著我們簡單就放棄社運積極主義的能力： “我想一種高度的左右為難(ambivalence)，和有沒有能力在看來難以疏解的矛盾張力中存活，正是構想一種 ‘反社運’ 和 ‘反政治’ 的核心問題。簡而言之，我認為我們一定要同時面對 ‘放棄社運’ 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 Kellstadt對Andrew X的批評是他過份強調主觀因素 (我們好像真的就可以 ‘放棄社運’) ：社會分工產生了各種社會群體和專業(警察、牧師、社運積極分子)，導致了各種集體人際動力，那是不可以由個體行動來否認或者掉棄的，但Andrew X只是在這個層面上處理這個問題。……..社運積極分子的 ‘角色’ 並不單是 ‘自己強加自己身上’ 的，它也是社會所強加的。資本主義社會製造社運積極分子的方式，和製造其他專家的方式，例如社運積極分子的近親 – 知識分子 – 的方式，其實是差不多的。因此，當Kellstadt說我們需要在主觀和客觀的張力中求存之時，他的批判往往明顯的靠近了客觀主義的立場。當然， “角色自殺” 不會令 ‘社運積極分子’ 這個社會位置消失，但[要知道]，永遠都會有可能缺口，發展不同類型的自我組織方式。我們或者無法消滅角色，但我們也不是不能自拔的。而如果我們要擺脫資本主義的話，我們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鬥爭，而不是讚許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
顯然， “放棄社運” 本身並不是一種革命；它不會令我們受歷史環境所決定的社會角色消失，也不會容讓我們 “真正掌握我們自己”。不過，努力去爭取用性質不同的方式去組織起自己，可以為推翻資本主義和國家政權開放更多可能性，因為在這種開放的可能性中間，希望並非建基於啦啦隊式的吹捧，而是對我們的組織和實踐方式有更批判和富反省性的認識。
[反思西雅圖後的社運譯寫系列四]
，以優異成績完成學業，是台灣第一位飛機駕駛員，一九二○年八月參加日本民間競技飛行，榮獲三等獎賞，九月榮歸故里，並在台舉行三次飛行，台灣人深以為榮，並募集了二萬五千餘圓訂購新機，命名為「台北號」贈予英雄。一九二二年謝文達參加東京、大阪往復郵件飛行競賽，獲得三千圓獎金。一九二三年到東京擔任「台灣民報」編輯，二月為表示支援「台灣議會期成運動」，他就駕機在東京上空散發傳單。事後恐遭日本政府報復，潛逃至中國，在北京時加入「北京台灣青年會」成為積極份子，傾向共產主義，與島內的蔣渭水取得連絡，後來在廣東與無政府主義者、張深切等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歷任河南國民軍航空隊隊長、南昌機場長、廣州航空學校教官等。後參加征討李宗仁戰役，飛機失事，重傷，醫二年後始癒。
Esperanto運動，希望世界語能超越民族信仰，促使人類和平。 在一九一九年與蘇璧輝創立「台灣世界語學會」，提出台灣文化、語言及政治權利等主張。連溫卿常言：「有民族問題，必然有語文問題。」因為，外來統治者欲滅你其方法滅你的語文。連溫卿是大力提倡保護台灣語文的人。在台灣時就認識台北一女的山口小靜，當他在一九二四年前往東京時，由山口小靜的介紹而住宿於山川均之家，因受其共產主義思想的薰陶，後來成為堅強的日本勞農派共產主義者(主張立即實行共產主義革命的「一次革命論」)，其後，返台參加「無產青年」，為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份子。一九二七年社會主義派的連溫卿來領導文化協會，該年就舉辦了二百七十一場的講演會。同年又成立「台北機械工會」，成為台灣勞動組合的濫觴。一九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退出文化協會，也退出政治圈。
，幼時因母亡賣身以葬，後成為為張樹敏之妾，張樹敏攜往日本及中國經商，她在十九歲時(一九一九年) 第一次到中國之行，置身中國最動盪的時代，革命情懷大受激勵。當時了解到革命就必定要流血，要革命就會有人犧牲，並看到灑在雪上的戰士鮮血，於是就更名為謝雪紅。一九二五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謝女參加當時上海的婦女運動，她的出身決定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仰，在上海、杭州以女性投入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十分積極參加各項街頭活動，如「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大會、「五七」、「五九」國恥紀念、「五卅」、孫中山的追悼紀念會、反日罷工…等，又在活動隊伍中經常是站在隊伍的最前端，因為大家認為女性較不會受到槍擊。又在公共的集會上提出婦女也得參加革命，支援男人的運動，才容易成功的主張。在二○年代這是十分前衛的，在萬綠叢中一點紅，特別博得眾人的激賞。
Anti neo-liberilaism Action/反新自由主義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