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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出現的危機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過剩」,投機的商業策略和其之後產生的崩解都是資本主義的內涵。(正如亞歷山大柏克曼等表示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生產過剩實際上是消費的不足:資本主義防止了大量的人們取得他們生活所需,也同時破壞了自己的市場。 )

2.任何資本主義者和政府提出來用以解決這場危機的解套辦法,都只是維持資本主義的手段。而這些手段都不是我們大眾階級所尋求的那個答案。工人和窮人是那些真正承擔這些危機所帶來一連串問題的受害者-而金融資本家則總是受到巨額的企業援助。資本主義怎麼改變都將無法解決大眾階級的問題;更不能期望像歐巴馬這樣的單個政治家可以做出什麼改變。這些政治人物能做的只是幫助資本主義的危機找到新的出路,而也許在這個前提下分與工人階級一些麵包屑。

3這場銀行的金援不僅表明了國家是為什麼而服務的,也說明了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概念是個空洞的理想。縱觀歷史,資本家們只支持那個對他們有利的市場,而國家的規定和補貼總是服膺於他們的需求。沒有國家的支持,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

4.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地方,對金融機構所做的國有化的援助手段明白的表示了-國家是全力支持資本的。同時這也顯示了國家所有權對於資本家來說沒有基本問題上的砥觸,而這個國有化跟社會主義是一點關係也沒的。也可以說這根本就是一個打擊工人階級的手段。我們自己,必需要找回經濟的主控權,而不是任由國家掌控。

5.由於在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全球化,統治階級理解到解決危機的辦法必須是全球性的。因此從11月15日,這個G20集團會議召集的目的便是討論這一危機。這個會議很重要的一層意義就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的領導人開始意識到,解決經濟危機是不能再只靠他們這幾個大國;而必須納入更多的國家們,尤其是像中國(將成為工業生產的頭號國家,也將邁向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印度、巴西和其他經濟「新興」國一起共同討論商議。這標示著他們意識到這些年來-僅僅八大巨頭的八國高峰會已經無法做為世界經濟的唯一決策者。這所反應的是全球經濟體系的改變。

6.我們不對這些新的資本主義權力者抱有任何期望。中國領導可以自稱中國為社會主義;而其它如巴西的盧拉,或是南非的並莫特蘭特,都可自稱作為最窮國家代表。但實際上,他們都是資本主義的捍衛者、剝削者和自己國家人民的壓迫者,而且越來越多的,剝削其他國家人民的帝國主義或次帝國主義。

7.如果這場危機所帶來的不是全球大眾階級、貧困、剝削和戰爭的結束,那麼我們必須立即動員行動。我們要求援助用在我們的身上,而不是去填補資本黑洞。我們反權威共產者將為那些背負次級房貸的人們爭取援助,並保有他們的家園。我們將繼續參與和支持那些爭取更合理工資和工時的工作、居住權、服務、健康保障、福利和教育,和環境的保護。我們將終結帝國主義戰爭和所有對我們階級的壓迫。

8.針對G20集團會議我們提出以上的要求,在未來我們將不會噤聲。通過這樣的要求,和以其做為直接行動的方針,我們將努力建立一個大眾階級的全球運動,就此結束資本主義、國家和那些他們所帶來的危機。

在目前中國的左翼陣營裏,有那一些以馬列天尊自居的人,動輒對從階級立場看問題的左派分子猛砸「無政府主義」「託派無政府主義」等等黑漆標語,倒似乎無政府主義當真是什洪水猛獸,比那個「招商中央局」更要不得。話說回來,這個問題還真不能挂著就此含糊下去。到底無政府主義是什意思?它與我們今天的階級鬥爭有沒有關聯?我在這裏談一下個人看法。

 

無政府主義是工人運動的一部分

 

 

無政府主義,簡單說,它反對任何來自國家暴力的強制,主張一個沒有國家暴力和剝削的自由社會。從上世紀起,無政府主義在歐美工人運動中就佔有一席之地,它以直接、明確的口號和「現在就做」的行動態度引導工人的反剝削鬥爭。無政府主義鼻祖之一普魯東(普魯東派後來領導過巴黎公社)提出「財産即偷盜」的說法,被當時許多貧窮的歐洲工人引用。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包括後者中的馬克思派,曾在一個組織(後來被馬克思派追封爲「第一工人國際」)裏共同爲工人解放而奮鬥。

無政府主義運動反對剝削壓迫,要自由、要工人當家作主,在這幾點上它與社會主義運動沒有分歧,與後者是戰友(盟友)關係而不是敵我關係。但是,在階級鬥爭中,僅有良好願望是不夠的。無政府主義的局限性,使得它在工運進入較成熟階段後,成了工人尋求正確自我組織方式和解放道路的客觀障礙。無政府主義對「沒有壓迫的自由社會」的設想帶有很大模糊性,在鬥爭實踐中表現爲對「公社」的推崇。這裏說的「公社」不是指巴黎公社那樣的在大工業基礎上成立的工人政權,而是「三畝地一頭牛」的田園生活方式。其實,這裏面反映出大量被迫脫離土地的歐洲「民工」們渴望擺脫資本家統治而無出路的政治幻想。

無政府主義的一個分支——無政府工團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有較明確的共産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所指的共産主義)目標,在手段上卻迷信經濟「自我解脫」(比如工人合夥辦食堂等等)那一套,成了後來工會官僚改良道路的擋箭牌[1]

19世紀末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自稱「沒有等級上下之分,沒有強制約束」,抨擊馬克思派的工人團體(第二國際)滋生了新的老爺和隨從,預言第二國際在關鍵時刻會出賣工人利益。1914年大戰爆發,第二國際各支部除俄國外,都支援本國資產階級參戰,似乎證實了它這個說法。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任何一個工人組織都是沒有絕對免疫力的。且不說無政府工團主義控制的工會同樣充滿上下尊卑的秩序,在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到來時,無政府主義者的表現則是各人有各樣,那些「自由公社精神」沒幫多大忙。在西班牙內戰中,強大無比的當地無政府工團主義工會更是出賣了革命(下面會談到它)。

此外,無政府主義對個人恐怖的推崇,也是它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的原因之一。

 

社會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運動內在的原則性矛盾,使它在1917年十月革命及其內戰中,並沒有扮演獨立的政治角色。具體的無政府主義者按照每個人對革命的理解行事,他們中有的參加了紅軍(比如寫過小說《夏伯陽》的紅軍師政委福爾曼諾夫)和肅反機構,有的活躍于社會文化領域裏,比如在著名女性主義團體「打倒羞恥協會」和反宗教組織「無神論鬥爭團」的活動中,無政府主義者發揮了很大作用。不少無政府主義者到農村組織遊擊隊打白軍,有的也打紅軍,最出名的是馬合諾領導的遊擊隊。雖然馬合諾本人後來陰差陽錯地成了當代無政府主義的偶像,俄國內戰中的無政府主義遊擊運動,更多的是折射了剛分到土地的小農緊抓本位利益不放的思想,它與工運中的無政府主義(或說無政府工團主義)並無多少聯繫。這再次說明了無政府主義目標的模糊性。

西班牙內戰是無政府主義運動又一轉捩點。20世紀30年代是西班牙無產階級走向革命的時代。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無政府工團運動在西班牙,當地的無政府工團工會擁有數百萬工人支持者;對西班牙(和全世界)無政府主義運動來說,迎面而來的革命是歷史性機遇和考驗。結果,它考的一塌糊塗,找不著西班牙的北在哪兒了。無政府工團工會的頭面人物,應資產階級改良政府的邀請,欣然就職充當部長(無政府主義政府部長!),成了曠古奇聞!後來呢?後來是改良政府對革命工人的殘酷迫害(「一切爲了反法西斯鬥爭」),是親蘇派共產黨從前線調坦克師去鎮壓後方農民(農民侵犯地主的私有産權,破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當然該死),是西班牙資本主義得以存活和延續。西班牙無政府工團運動用它對幾百萬産業工人和城市貧民的政治影響,扯了無産大建立工人政權的後腿,爲資產階級的勝利出力不小,寫下無政府主義運動史上最可齒的一頁[2]。西班牙革命的悲劇說明任何主觀上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排斥還不能確保真正的革命行動;它說明對列寧先鋒隊理論的拒絕,並沒有使得無政府主義工人運動免於被墮落的領導層[3]所出賣;它再次說明政權問題在無產階級的反剝削鬥爭中,佔據著中心位置。

 

中國當代階級鬥爭與無政府主義

 

當代的世界無政府主義運動在相當程度上是知識份子的運動,那種手拿炸彈的貧苦工人——無政府主義者的形象,已經看不到了。即使是無政府工團派控制的那些工會裏的工人,絕大多數也談不上什「主義」。就中國工人和青年的現狀而言,無政府主義作爲一個完整的流派顯然沒什影響(應該說連點影子都沒有)。但是,隨著工人自我組織程度的加深,隨著階級鬥爭烈度的升高(這是總趨勢),那些主張改良的工運派別有可能會打出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旗幟,同馬克思主義抗衡。此外,以資本家及其大小狗腿爲目標的恐怖活動也是早晚要出現的政治現象[4]。在工人運動和左翼運動中,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和妥協精神的另一面常是不講策略只求痛快的冒險主義,它也可能提出無政府主義的口號。與這些錯誤的傾向作原則性的鬥爭,是一切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任務。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無政府主義再有局限性,再怎糊塗乃至墮落,也不是工人階級和一切無産大的主要敵人。我們的死敵是資產階級,是本國的官僚資本、私人資本和它們的國際大哥小弟們。把這個主次關係搞混了,就容易把該團結的朋友當成對手。試想,一個對黑暗社會充滿仇恨而對政府機關縱火的工人或貧民,難道比製造黑暗的資本主義社會本身還要壞?古今中外工人運動(這裏說的是最泛義的工運—許注)中每當鬥爭有所激化,「殺老闆」的想法和作法更是常見的很,根本不稀罕。馬克思主義固然反對個人恐怖,但決不是出於「要安定不要動亂」「不能犯法」的考慮,而是因爲這做的效果並不大,副作用卻不少。我們共産主義者在工運高潮時,自然不反對城市軍事活動,在工人革命到來時,更要時刻準備以大規模的群性赤色恐怖[5]回擊反革命。

簡要言之,對無政府主義的傾向,我們的回答是:

 

第一:在工運中反對以「工人自治」(即市場條件下的合作社主義。許注)、「革命工團」爲口號、取消無產階級政權目標的思想,堅持必須建立工人國家的路線;

第二:團結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工人群,與他們在具體的鬥爭中合作;

第三:無政府主義是無產階級求解放的一種思路。無論如何,馬克思主義者在階級鬥爭的實踐中,不怕被階級敵人攻擊是無政府主義。

 

 

不作親資左派

 

中國的左翼運動有著起步晚、水平低[6]和外在環境惡劣等特點,更有甚之,一些資本家的說客混其中,竭力鼓動用中外資本集團的鬥爭(愛國鬥爭)取代階級鬥爭,以向統治者進言「上摺子」取代工農大的自我組織。正象本文開頭說的,這幫說客常大罵從階級立場看問題的左派分子是「無政府」,就差說出「長幼有序、尊卑有別,豈有他哉」了。我們共產黨人不贊同無政府主義的政治路線,但我們更不怕被老闆及其形形色色的「分身」扣上無政府主義的帽子。正是芝加哥無政府主義工人的血,才有了五·一這個戰鬥的日子;芝加哥工人在絞架上那一聲「無政府主義萬歲」,告訴我們的,是對自由的渴望,對階級鬥爭後來戰士的激勵,那呼聲不是今日中國卑瑣的「秩序黨」禿筆能抹殺得了的。五·一精神,長存人間,老闆不倒,戰鬥不止。筆者做此小文,追念先烈,以勵同志。

 

28/06/03/

 

附注:

 

[1]在資本主義復辟後的蘇聯,一些新冒出來的無政府主義者進入了俄國最大的工會——半官方的「獨立工聯」充任要職。由於「獨立工聯」規模最大,它十多年來也是出賣工人利益最全面、最肆無忌憚的俄國工會。

[2]西班牙卡塔洛尼亞著名工運領導者圖魯基,是極少的幾個力主社會革命的無政府主義領袖之一,也是最有影響的一個。但圖魯基在內戰爆發不久被刺身亡,這件事至今仍是懸案。

 [3]無政府主義者照例說「我們沒有領導層!」,不過去馬德里當部長的並非是巴塞羅納的普通工人。

[4]其實已經出現了。大量的縱火事件,一些對農村官員和大戶的暗殺行爲,都是左翼恐怖活動到來的徵兆。

[5]據全俄肅反委員會出版的《赤色恐怖》公報記載,三年內戰中被肅反委員會處決的反革命分子總數是六萬人。在白軍一邊,僅大劊子手邱吉爾的英國干涉軍在巴庫就殺了一萬多工人;1918年基輔白軍當局鎮壓工人罷工殺死一千多人;1920——1922年間資產階級波蘭軍隊處決七萬名紅軍俘虜(這個大屠殺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老闆們的殺人記錄舉不勝舉。

 [6]可笑的是一些左派總愛吹噓什「經歷了文革的中國工人群思想成熟」云云,他們瞪眼不看現實:四千八百萬工人殺豬宰羊似的被趕出企業,這就是思想成熟?那不成熟的工人是什樣子?

 

 譯者前言

 

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隨著蘇聯官僚層的蛻變趨勢不斷明顯化,國際共運出現了新的動蕩和分化。出於對蘇共領導層的不滿,一部分左翼分子和工運人士離開了共產國際,並進而否定了以十月革命爲代表的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基本政治原則和組織綱領: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先鋒党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等等。這期間也有人重新提出工團主義,主張「工會自治」;而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又爲了配合國內的極左政策而在國際上推行關門主義路線,在工會問題上也不例外。正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環境裏,托洛茨基發表了這篇「共産主義與工團主義」,批駁那些以所謂「反史達林主義」爲掩護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派(比如文中提到的莫納特小組),重申了無產階級先鋒党的必要性,澄清了工人群衆組織(本文中專指工會)與黨的關係,黨與階級的關係。這篇文章雖是具體環境下的論戰之作,但所闡述的思想仍帶有長久的生命力,特此譯出,以饗中文讀者。

 

要說明的是,所謂工團,在當時(一戰前的歐洲)常常就是工會的意思,但工團主義並不等於「工會主義」;前者是一種政治主張,要以工會爲基礎代替國家機器來管理社會(同時反對建立工人階級的國家機器),又叫無政府工團主義;後者通常是指以工會當作勞動力市場的調節工具(或說資產階級國家的勞動力出售者利益遊說集團)這麽一種不涉及政治鬥爭的經濟改良主義立場。

 

赤軍

26/06/04

 

 

 

工團主義思想的復蘇,是目前工運和共運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我覺得,一天不澄清工團主義問題的來龍去脈,我們就一天不能在工運中取得更大影響;所以對此來一次系統討論很有必要。

 

黨和工會

 

無產階級的主要革命工具是共産主義先鋒党。黨是階級先鋒隊的戰鬥組織,它的責任在於爭取成爲領導工人階級整體鬥爭(當然也包括工會運動)的領袖。

誰在原則上把工會自治與先鋒党的革命領導對立起來,誰就是有意無意地唆使較落後工人階層與先進工人對立起來,把爭取局部利益與爭取徹底解放的鬥爭對立起來,亦即把改良和共産主義鬥爭對立起來,說到底,是用機會主義對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什麽是革命的工團主義?

 

第一次大戰前的法國工團主義運動,堪稱是一種「革命工團主義」;在自己的頂峰時期,它主張的「工會自治」其實是希望使工會從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政黨政治(包括改良主義流派)的影響下解放出來。換句話說,這類「工團主義鬥爭」客觀上反映了工運內無產階級革命派與機會主義的鬥爭。與此同時,革命的工團主義並未把群衆組織的自治化理想變成偶像似的東西;相反,它堅持和宣傳了革命少數派(對群衆組織)領導權的合理性。在這裏我們要指出,就是群衆組織本身也不是什麽神秘和高不可攀的東西,它包含了工人階級的全部內部矛盾,這些矛盾既賦予工人組織以力量,又是後者薄弱環節的來源。

 

所謂「(革命領導權屬于)積極的少數派」理論,其實是未完成和未完善的無產階級政黨理論。打個比方:革命工團運動的實踐本身蘊涵了革命工人党的胚胎,又似一份意氣激揚但還有欠整理的初稿;它的出現與當時「正統社會黨」內的機會主義統治是分不開的。

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薄弱之處,在於它——即使在自己的經典階段——最終沒找到正確的理論基礎,由此引申出它對國家性質和(國家在)階級鬥爭中扮演著什麽角色的錯誤理解,由此引申出它的「革命少數派」(即黨)理論的半成品狀態;由此引申出它把某些純戰術問題——總罷工、起義和奪取政權之間的關係——上升到原則問題的教條傾向。

 

戰後的法國工團主義已被革命的共産主義運動否定和取代。今天的日子裏,任何試圖復興工團主義的努力只不過在開歷史的倒車罷了;對工運來說,這種復興努力代表著反動的傾向。

 

工團主義的現代拙劣盜版

 

當代那些所謂的「工團主義者」,不過是些從歷史偉大遺迹的名聲撈取好處,開作坊生産假古董的二流匠人。工會對資產階級國家和主流政黨的政治獨立性,被政治匠人包裝成了「永恒和無所不包的獨立性」(即獨立於所有政黨包括共産主義政黨),不過他們也只是說說而已。

如果說,工團主義的英雄時期具有自發的先鋒隊意識,並積極爭取過先進少數對階級多數的領導權,當代工團主義者(傑出先人的不肖門徒們)則公開反對共産主義先鋒隊爭取領導權的努力。爲此,不肖門徒竭力拉攏工人階級中的落後部分,玩弄和利用後者的政治外行與偏見,但並不太成功。

 

 

獨立于資產階級政治與文化影響——這決不可能是某種消極和靜止的東西;它只能在政治行動(即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表達出來。這一鬥爭受政治綱領的鼓舞和指引,後者則在組織和戰術活動中變得具體化。綱領、組織和戰術的組合就是黨。也就是說,真正的工人階級政治獨立性,只能有如下表現:即無產階級在革命領導而非機會主義領導的指揮下進行政治鬥爭。

當代工團主義者聲稱工會運動「本身就是一個世界」,自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如此大話在理論上只能得零分,在實踐中等同於最庸俗的工聯思想,使革命先鋒徹底消失于無形。

工會涵蓋的群衆越多,作用就越大、對工人階級越有用;無產階級政黨相反,首先需要政治立場的一致性,理論與組織的團結性。有人說,工會足以解決一切問題,因爲無產階級已經「長大成人」(majeur);這類說法不過是對後者的胡亂吹捧,使工人階級自我感覺良好,而忽視自己的實際處境。實際情況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永遠也不能真正「成人」;作爲一個整體,它被統治者蓄意保持在愚昧狀態,被圈在落後、庸俗和狹隘的思想天地中。資產階級統治無法辦到的,是阻止無產階級的先鋒部分首先覺醒,對本階級的歷史任務産生清楚的認識。

 

實踐中的的工會自治與党領導權問題無關

 

實踐中的工會自治(而非工團主義者自作聰明的臆想)無論如何也不影響共產黨在本階級中擴大影響的鬥爭。工會成員人手一票,可以對人事和其他決定作出自由選擇;黨員工人和其他工會會員一樣,擁有這些權力。共產黨員對工會組織領導權的爭取,恰好建築在工會自治(或說自我管理)原則上;與此同時,對那些反對工會幹部在共產黨內擔任職務的(工會)官僚禁令,則無須理睬。

不管在工會內擔任什麽職務,工會會員-共產黨員首先服從党的紀律;與此同時,黨員有責任服從工會日常紀律;也就是說,黨不必用自己的紀律和組織來代替工會的紀律和組織。當黨認爲無論如何也不能服從工會多數通過的某些政治錯誤和反動的決定時,黨會公開地提醒黨員兼工會會員們,幫助後者對可能的變化——被開除或喪失領導職位——作好準備。

說到底,對我們共産主義者來說,所謂自治問題從本質上說不是「機制」問題,而屬於黨的工會政策範疇。可能存在正確或錯誤的政策,但我們從不會把「機制」代替政治原則。

 

党的政治領導的特點取決於具體工作條件

 

党的政治領導的特徵、它的具體方式方法彼此可能有很大區別,這取決於具體國家和具體階段的外在環境。

在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不掌握強制的手段。總的來說,它(對工會組織和工人群衆)的政治領導,體現于那些以普通會員或工會幹部的身份參與工會工作的黨員身上。党的領導水平的一個——並非唯一的——衡量標準,是佔據工會領導崗位的黨員人數,更重要的標誌是黨員-會員與工會成員總數的比例。最重要的標誌則要看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狀況,這可用共産主義報刊的發行量、黨會議(此處指公開會議——譯者注)的參加人數,黨在選舉中的得票率;最高標準則是到底有多少工人準備回應党的戰鬥號召,參加群衆性直接行動。

 

很清楚,形勢越是接近革命,黨在工會中的影響就越可能跟著水漲船高。

 

工會日常活動(重復一遍:實際生活中的工會活動,而不是工團主義理論家的想象)的方式方法,也隨著外在環境而定。在「和平與發展」的年代,工人鬥爭最激進的手段是經濟罷工;這時黨的一線角色會下降,不再對每起罷工作出直接和具體的決定(即使它有足夠影響這樣做),而是利用掌握的政治、經濟資訊幫助工會研究(本次)罷工的必要性;它在黨的宣傳和其他活動上支援罷工,但一線角色無疑屬於工會。

當局勢發展到總罷工和奪取政權的階段,上述角色分工會發生極大變化。党的領導角色將是直接和公開的。工會——當然是指那些擁護革命的工人組織——轉化爲黨的組織機構的一部分,以全階級領袖的身份發出聲音,爲工人階級的所有政治決定負責。

 

在經濟罷工和工人起義之間的過渡階段,黨和工會的相互關係、黨對群衆組織直接和間接領導的程度等等可以表現爲多種可能的方式。總之,黨一定要爭取盡可能全面地領導工會,同時這種爭取應以工會內部自治爲基礎,工會不是也不應該是黨的一個直接下屬機構。

 

工會「政治上完全獨立」?這是神話

 

事實就是事實:政治完全「獨立」的工會哪兒都沒有;而經驗和理論告訴我們,將來也不會有。美國的工會官員們與大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親密合作;英國工會過去主要支援自由黨,現在是工黨的社會基礎;德國工會聚集在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下;蘇聯工會的領導權屬于布爾什維克;在法國,一個總工會跟著社會黨走,另一個跟共產黨走;在芬蘭,工會剛剛按照「要麽社會黨,要麽共產黨」的原則發生分裂,等等等等。

「獨立工會」理論的發明者想都不願去想,爲什麽他們的設想與現實越來越遠,而工會組織對政治力量的依賴到處都在加深和公開化。實際上,這種(工會對政治力量的)公開依賴恰好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特徵——帝國主義時代使階級關係退去僞裝,而全部外露出來;在無產階級內部,(政治上保守的)高薪工人群體和最受欺壓階層的矛盾也在激化。

 

「工團聯盟」——黨的胚胎形式

 

新生代工團主義在組織上的一個大動作,是「工團聯盟」的創建。其實,這個組織無非是政黨的變種:它的目標在於把全部工會運動置於自己的「正確領導」之下;它的組織原則是個人加入而非(像工會通常的)集體成員制;它有自己的綱領、機關報;在工會內部的聯盟成員首先服從「黨紀」,而在工會大會上它和共產黨一樣,按照政治派系的規則活動。如果把那些關於工會絕對獨立和中立的誇誇其談撇在一邊的話,聯盟的目標是把兩大主要工會的共產黨和社會黨領導層趕走,然後統一起來接受自己的指揮。

聯盟的特色在於,它並不公開闡明自己代表著階級內部的先進少數,而是打著「工會獨立」的旗號。其實社會黨也是這樣做的:一面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一面猛談工會的中立性;相反,共產黨始終直截了當地對工人階級說:這是我的綱領,這是我的戰術,而這是我向工會推薦實行的路線原則。

 

無產階級不能盲目輕信任何人。它有責任用事實和行動來考驗所有的政黨和組織,它更要百倍警惕那些「隱形人」,那些聲稱工人階級根本不需要政治領導的人。

 

無產階級需要的不是「工會獨立於政黨之外」,而是正確的政治領導。

 

工人階級需要的,不是否定政黨爭奪工會領導權的權利和必然性,而是思考這些組織的綱領和戰術是否值得工人接受。從這個角度看,「工團聯盟」沒什麽吸引力:它的綱領和戰術含混不堪,它的政治立場自相矛盾,它一面擁護無產階級革命甚至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反對先鋒党理論,自己卻又遮遮掩掩地爭奪政治領導權。

在思想和感覺上,無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與「我們打工的不要你們外人多嘴」的理論完全隔膜。如果党的政治領導作到了正確指引工會(工人的群衆組織)工作,保證了堅定、有遠見和正確的路線,任何工人都不會僅僅因爲抽象的「工會獨立性」而反對這種領導,這已經被俄國革命的經驗所證明。在法國最近的選舉中,120萬人投票支援法共,而工團主義者只得了不到四十萬票。很清楚,抽象的「工會獨立」並不屬於群衆;工會官僚則是另一回事,它不僅需要與共產黨爭奪對工人的影響力,還希望擺脫先進工人對工會機關的監督。「工會獨立」的口號屬於工會官僚而不是工人階級。

 

 

論工會大團結

 

「工團聯盟」一面高舉獨立旗幟,一面把工會大團結的口號喊得山響。當然,保持工會隊伍的團結對工人日常鬥爭很有好處,共產黨爭奪工人群衆組織的領導權也會更方便。但現實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工運內的革命派取得了一些成就,機會主義改良派一定會分裂的;對改良主義派來說,和老闆們處好關係遠比無產階級團結更重要,戰後的全部工運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共産主義者有極大責任使工人們看到,組織分裂的責任完全在於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共産主義者擁護團結,但不會把團結當成一個空洞無意義的偶像來膜拜,甚至讓團結的口號去破壞工人階級的革命任務。

 

法國工會分裂已有8年了,8年來兩大工會極爲緊密地與兩個互相仇視的黨——社會黨和共產黨——各自結合起來了。以爲在這樣水火不容的對立前提下能夠統一工會,純屬做夢。聲稱沒有工會的統一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甚至重大的階級鬥爭也無法進行,等於是把革命的命運交托給工會裏的改良主義官僚。

 

革命的命運不取決與兩大工會機關的談判式聯合,而取決於多數工人如何在階級鬥爭的革命口號和革命手段周圍團結起來。只有在反對上層(不僅是黨的上層,也包括工會上層)無原則聯合的鬥爭中,工人才能真正實現彼此的團結。

 

通向革命團結的真實道路,在於發展、擴大工會中同情革命的那部分組織,糾正它們的錯誤,同時削弱支援機會主義的那部分工會陣地。其實,未來的法國無產階級革命很可能會在兩個總工會並存的背景下進行,一個是真正的群衆性組織,另一個屬於保守高薪工人群體和工會官僚。

 

工會內部新生反對派的特點

 

目前工會內部新出現的反對派力量,看來並不想追隨工團主義;同時它堅決反對任何政黨「插手工會事務」,即不是反對黨的某項具體政策或領導層,而是反對黨的政治領導本身。這等於徹底的自我解除思想武裝,滑進了最庸俗的集體利己主義和工聯主義。雖然反對派的政治面貌五花八門,但它們的某些總特徵說明這些勢力很難走向真正的共産主義立場;相反,正在遠離它並反對它。反對派並非在與共產黨現領導層的錯誤行動和方法做鬥爭,而是反對工人群衆中的共産主義影響;反對派並非在與目前法共的極左立場做鬥爭,而是根本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前景;反對派不是與法共那些漫畫式的反軍國主義手法做鬥爭,而是跑到了和平主義立場上去;一句話,反對派正急速沈進傳統的改良主義泥潭。

 

事實上,這幾年來法國的革命陣營和德國、捷克一樣,出現了右傾機會主義流派;區別只在於法國革命工運的右翼反對派拾起了本國傳統的工團主義口號作爲僞裝。究其本質,多數工會反對派屬於右派,與德國的勃蘭德爾集團、捷克的右翼工會分裂集團一個樣。

 

法共的政策

 

有人會反駁說,如果共產黨的路線正確,那上面所說的當然沒錯,但既然法共路線失誤連連,那就沒必要遵循你說的那些原則。這種立場也是不對的。代表工人階級政治面貌的共產黨與工會的關係,屬於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方面。僅因爲共產黨(由於主、客觀原因)正推行一條虛假的工會政策,就放棄對這一基本方面作出原則性回答,等於政治自殺。錯誤路線需要用正確路線去替換,(俄共黨內的)左翼反對派正是爲此而産生的。假設法共已毫無糾偏的希望,已成僵屍一具(我們絕不這樣認爲),那就用新共產黨去代替它,但黨與階級的關係原則不會因此而有任何改變。

 

(俄共黨內)左翼反對派認爲,先進工人想影響工運,幫助後者找到準確的方向,用適時和準確的口號充實階級鬥爭的政治內容,必須通過共產黨(也許暫時可以是黨內的某派)這個工人階級政治思想的中央實驗室。

 

共產黨的正確政策不僅意味著爭取盡可能多的工會組織陣地,而且要通過它們去爭取多數工人;只有在黨的具體工作方法符合工會性質和任務的前提下,這一目標才能實現。黨對工會的爭取工作進行得是否順利和正確,要看工會是否與群衆保持並擴展著緊密的聯繫,是否有更多工人入會;如果黨的工會陣地是用縮小和分裂後者來換取的,使後者成爲實現某種臨時目標的工具,並妨礙著它們成爲真正的群衆性組織,這就說明黨與階級的關係不正確。關於法共和其他共產國際支部所犯錯誤的根源,我們幾乎每天都在進行說明,本文就不重復了。僅指出一點:共產黨現行政策帶有冒險主義色彩,幻想在極短時間內取得整個工人階級的支援,爲此在工作中使用了許多造假術、謊言和聲嘶力竭的狂喊等等自以爲「一抓就靈」的手段。

 

總之,擺脫危機的出路不在於把黨與工會對立起來,而是爭取徹底改變黨的整體政策,包括工會政策。

 

共産主義左翼反對派的任務

 

左翼反對派的工會政策必須與無產階級政治鬥爭聯繫起來,它必須對當前罷工運動作出數量和質量的評估,給出遠景預測,並對工運的發展階段作出具體分析。不必廢話,我們左翼反對派不承認什麽「資本主義將迎來數十年的繁榮與發展」與和平主義濫調,我們立場的總出發點,在於當前時代是社會革命時代這一總前提;因此,必須儘快鍛造一支無產階級先鋒隊,以應對歷史發展的——不可避免的——急轉彎。越是堅定和不妥協地反對蘇共中央當權派目前的極左冒險主義歇斯底里,越要對右翼逆流迎頭痛擊;這些逆流附和著我們對蘇共極左路線的批評,以此作爲放棄革命的藉口

 

有人又要驚呼了:新的分水嶺?新的辯論?新的分裂?多麽可怕啊!這些好好先生希望把共産主義左翼反對派當成寧靜的港灣,可以趴在裏面避過大事件和大搏鬥的風頭,同時享有「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尊號。我們對他們的回答是:道不同,不相爲謀;真理不是用小錯誤堆積而成的,革命組織不是抱殘守缺和瘋狂自戀小團體的簡單總和。在某些時代,革命路線僅代表著工運內的一個很小部分,但這絲毫不意味著小組織之間應該無原則地互相包庇和幫襯;相反,越是這樣,就越需要用雙倍的不妥協精神尋找和捍衛正確的方向,用革命馬克思主義教育幹部,不如此,則無將來。

筆者要承認的是,他過去對莫納特(Монатт)小組的估計是過於樂觀的。我們的分歧遠比過去想象的深刻和尖銳,不屏棄虛假的工團主義,法國共産主義反對派就不能前進一步。本文的提綱性闡述即是爲此所做的部分理論準備;同時,它也是與卡申、蒙索莫等(法共現領導層)的僞革命激進路線的鬥爭的一部分。

 

 

1929年10月14日

二零零一年八月 

“全國勞動聯盟"(CNT)是什麼?

  “全國勞動聯盟"(La Confederation Nationale du Travail)是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組織,它是"國際勞動者聯盟"組織(法文 :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 AIT 或英文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 IWA)的成員之一。 “國際勞動者聯盟"在歐洲各國,拉美,北美,日本和非洲都分別有其成員組織。認識理解無政府-工團主義需要首先了解它的一個根本特徵 :與其他各種思想理論體系不同,它不是一個可以拿來直接套用於現實社會的現成的思想哲學,正相反,無政府-工團主義是几代人前仆後繼在實踐中不斷積蓄沉淀得到的經驗總結和理性成果,他們一如既往從未改變的理想是要不妥協地改造這個強加予大眾的社會和生存環境。由於這一特性,即使在該組織內部本身,針對理論如何與實踐磨合的爭論至今一直不斷地存在和進行著。活性生命力和經驗性是它最基本的特質,也就是說,是人們的親身經歷,工作經驗,和他們真實生活本身為這一理論提供了基石, 而不是相反。一直以來,每個人,不論是一般無政府工團者,還是運動活躍人士,或中堅人士,不論男子或女子,是他們每個人的點滴貢獻,在理論和經驗上建設,豐富和發展了這個信念和這項運動。發動1936年西班牙革命的無政府工團革命人士常說 :"是工團組織造就了我"。確實是這樣,但還必須加上一句 :是每個人的力量和智慧營造和滋養了組織和運動。總之,無政府-工團主義是從實踐經驗出發的一項變革現行社會和生存環境的運動,並且它是一個在不斷成長中的信念,就象宇宙中的生命。而對我們來說從來就應該是 :生活萬歲 !   

什麼樣的生活 ?

怎樣改變強加予我們的現行生活環境 ?怎樣重建新的社會關係,去除控制和服從關係 ?怎樣掌握自己的命運 ? 歷史上萬千勞動者和受苦受難的人為爭取自主反抗命運進行了持續的鬥爭,比如羅馬帝國的奴隸反抗,中世紀的農民起義和宗教世紀末日派運動等等。但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了有組織的革命和工人運動 ;人們才見到了變革社會制度社會關係和掌握命運的希望曙光 :"第一國際"(全稱應該是 :"勞動者第一國際"-譯者注),也就是1864年在倫敦首創誕生的"國際勞動者聯盟"(最初是用法文"AIT"命名的-譯者注)。值得提醒的是,當時巴枯寧和馬克思都是"第一國際"組織的成員。這項運動從成立起就受到來自內部兩種思想的抗衡折磨。以馬克思為代表的一派主張專制的社會主義,巴枯寧則代表了反專制,或者說反封建的另一條路線。反專制強權的理論認為 :權力,控制和權威,這些本來都是當時社會制度的運作和構築基石,如果一個宣稱要變革社會的運動自身也依賴等級森嚴,集權和權威的方式組織進行,那麼這個運動不會從實質意義上改變任何東西。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都看到了在專制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發生和正在發生什麼樣的災難。歷史無情地證實 :當初的"自由意志者"準確地洞察到專制理論路線的危害和血腥後果。 1872年9月海牙全會以後,以上兩大思潮人士最終分道揚鑣。對這段運動歷史的回憶, 使我們更加認識到堅持根本原則的至關重要。

哪些是我們的根本原則 ?

我們主張直線民主(direct democracy),就是說,無政府工團人士任何時候都關注"即時性", 因此主張盡可能採用"當時當地"的方法。要改革社會現狀,必須把權力下放給基線民眾, 而且僅僅歸於基線民眾。全民大會是全權自主的,它決定方向和行動,因為我們的字典里沒有"領導",也沒有"終身"。代表以個人名義接受責任明確的委任, 該委任隨時可以撤銷。執行機構沒有任何決定權,它們只為執行全民大會的決議而存在。我們充分認識到等級化和集權化的組織方式會將運動導向怎樣的歧途。不論插上什麼顏色的旗幟,哪裡有控制有強權,哪裡就有服從而沒有自由解放。我們堅信,要有一個全民歡唱的明天,必需極盡可能使今天屬於每個人和所有人。只有直線民主才能保障這個以全民利益為本的奮鬥事業得到有效監督。抱持全面發動個人力量的願望,我們決定采用直接的工團行動,不要中間人。對任何媒介,調解,專家,我們都不信任。確切地說,罷工如何進行取決於,而且僅僅取決於罷工者自己。罷工全體大會全權自主,罷工委員會不能有任何決定權,和商家業主的聯絡必須直接由罷工者進行,不能讓罷工委員會或政界議員代理。只有充分發揮和運用每個成員的才華和潛能,每個人和所有人才可能實現自主。對我們來說,毫無疑問的是 :"勞動者的自由解放只能是勞動者自己的作品"。

聯合團結 !

現行社會制度是以壓制和服從為基礎的,也就是說,少部分人代替大家負責。這種多數人去責任化的機制實際上使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行動受到監控 :只有當一項改革社會運動興起時(例如大罷工活動),人們往往才抬起頭來并意識到事實上自己完全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命運和生活 ——唯一一個本來就屬於他們卻被不斷剝奪的權利。他們在這種揚眉吐氣的時刻才會發現:比起聯合團結帶來的快樂分享和精神富有,這個別人要他們安樂其中的"擔驚受怕的個人主義"世界實在是算不了什麼。聯合團結是我們無政府-工團事業的頂樑柱,是生命中的鹽。沒有聯合團結,什麼也不可能,什麼也做不成。"全國勞動聯盟"的同伴們每天都親身體驗并受益於聯合團結。它對我們不僅是必需的,更是一種享受。直線民主,集體直接自治行動,内部和跨國界團體閒的聯合,這就是我們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大原則。

我們的目標

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改造的,必須完全推倒和打破它的社會運作機制。但是實現這項變革的手段必須與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完全相適應。血寫的歷史已經證明馬列主義的徹底失敗,以致於今天許多人對"革命"的原來意義滿腹疑慮,或將它與"恐怖"的概念混為一談。對無政府-工團主義人士來說,對"自由意志者"來說(Libertarian 自由意志者是無政府主義人士采用的另一個自稱-譯註),沒有大眾參與,沒有志願者加入,沒有廣全民利益意識,變革是不可能實現的。對所有所有自稱先鋒隊的精英們,對所有暴力抗爭者,炸彈制放者,違法犯罪者……我們要說的是 :我們和你們絕無共同之處,用你們的方法建立起來的社會很可能又是一個惡夢。我們堅信,几個人的允諾或暴力行為代替不了全體民眾的激情抱負。

original

前言

在一個非統治社會,中央化之國家威權的消失,將使自然、勞工和文化得以進行劇烈的新整合。在社會和生態革命進行當中,國家的界線將成為的奇怪的負擔,而基於地理,氣候和物種分佈的差異所做的區分會重現江湖。這篇文談到勞工聯盟在這些改變中,將扮演的角色。
首先,好像很明顯的,電話通訊,交通和郵政網絡都需要深入遠超過個人生態區域的組織,像社區之間的築路活動也需要超越個別區域的合作。準此,回歸社區生活不可能也不應該意味著回到隔離的中古時代城牆城市,或農莊。
非統治工團主義者(也就是,非統治工會)提議,解決這些需求的最佳方法是讓"世界勞工"停止為資本主義菁英以及他們的政治同謀生產。取而代之,他們應該組織來服務人類,生產不只是溝通和交通網絡,還有工業,服務,以及農業網絡,以保障物資和服務的生產和配給不斷。
但是,有很多非統治主義者和激進的環保圈人士,不相信工團主義,因為他們誤以為它是工業主義者。他們爭議說,全球工業化是導致中央化組織和環境破壞的主因。他們視工業主義必須基於大量生產,而且無法避免高能量使用和不人性的的工作環境。簡單地說,批評者相信,供應60億人使用的衛生紙和建造物資(不提TV,VCR,和汽車)必然要大規模,大量生產的科技,而不適合生態健康–不管是由資本家或自由勞工來主導。工業主義,他們議論說,是環境惡夢,對它自身也一樣;他只是因為短視近利得資本家和國家而稍微變得更具破壞性而已。這些批評說,科技也同樣地從它的資本主義起源,過度成長,而在應付他自己惡性和摧毀性的生命。
我對這種批評並非沒有同感。孩子和成人同樣花長時間沈迷在震耳和盲目的電子遊戲的終端機前–一種全然人工合成的科技群戲裡-充分證明我們的物種對非生物、膚淺樂趣的病態戀癖。工作天的安排,還有託付休閒和玩樂給突然被吵鬧的商業廣告所切斷的半小時,絕對是對人性的工業機械化-這些導致很多人認為人類應整個放棄掉工業和科技的革命。他們進一步認為,我們應該回到小規模,極小化的工業科技,使用簡單的設計,像手工照明。以今天工業體系的龐大毀壞力,這條路是人類終究能走的。然而,在這時候,就這樣放掉我們的程式和我們的科技而期望我們的物種會怎樣回歸到小規模,前工業期的情況,看來既不可能,也不負責任。
 
勞工控制

近年來,在走味的所謂"個人管理"的學科裡,有一種革命。比方說,"專家"正在宣告一種新的企業關係–因為老闆現在和在同一企業的勞工一起在同一處用餐。在過去,老闆好像是距離遠遠的人物,階級/薪資的不平等,人人都看得清楚明白。但,假如老闆和一般勞工在公司的運動室一起運動,他們就被視為"真的是我們一群"。在這種情況,勞工會傾向忘掉作個老闆的10,或20-對1的薪資差,公司車,和退休俸。一個這種新式的"個人管理"出現在澳洲,那裡最近有種種花招像"和諧,快樂"的外衣,"容許"雇員訂定他們自己的薪資,假日安排,和生產量。難怪老闆高興;因為他/她不必全由自己來搞這些麻煩。讓勞工自己花時間立下自己的支薪奴隸制的細節,是最新管理技術所提倡的。(員工癱瘓老闆,並分享所有獲利,不僅更有助於自己的財務,而且他們的工作也更人性化和有回報性。)僅僅提供平等的工作環境,現代企業管理就戲劇性地提高生產量和減低滯工。想像一下效率和滿意度,假如這種表象的勞工控制轉成活生生的事實。

效率和自足

雖然區域的,小規模的生產品,應該在每個生態區提倡,但是,若要每個村落,城鎮或區域去生產自己的開罐器,刮鬍刀,釘子或風車葉,那就顯得荒謬了。即使可能做到使每個社區的工匠生產這些,還有數千種像這些產品,這肯定會造成大量時間和能量的浪費。沒有人要忍受工場的噪音,而成為機械的奴隸,而且大多數也不願用傳統方式製造自己的釘子和繩子。陰暗火焰和徒峭的廠房地板是一個,而且長時間的瑣碎,腦力麻痺的折磨是另外一方面,這都不是能取代鋼條切割機和機械照明的。就是沒有好的理由去拒絕工業工場來生產各種各樣的日常用品。
只有某些地區有能練成鐵,鋼,銅和鋁,的礦砂,假若很多品項能在各區域由礦砂製作,它首先也還是需要一個傳送網絡,把礦砂送到該處。在採取生態區自足的社區做為未來非統治社會的基礎時,我們必不可以無視於現實的限制。在沒有社區間勞工組合來提供傳輸,溝通,和基本耗材時,非統治視野會化成一個荒謬和無法運作的烏托邦。雖然我們可以堂皇的肯定很多品項像,麵包,食品,能源,建材等等,應該而且在很多情況作得到的,由各市區居民自己生產,但是,堅持完全自足的觀念,如反工團的非統治主義者那樣,是不實際和獨斷的。
沒有人要花全部生活在工廠或工作室,但每個人在某些時候都需要釘子,交通,或繩子。如果所有人每個禮拜都花幾小時,幫忙和同伴合作生產這些用品,這才是公平合理的方式。機器幫助我們做得容易一些;人們變為機器的奴隸,是因為成為老闆,和浪費,成長導向的經濟的奴隸。假如沒有無用的老闆,榨取收益而不用他們擁有或管理的機器工作,而且生產不必總是增加來刺激更多的生產和消費,那我們任何人需要工作多過每週數小時,是很值得懷疑的。那些有工作狂的,可以花他們的時間在他們所選的產品上改進,實驗。
 

 原始主義 和 科技狂

回顧石器時代或前瞻後工業的科技烏托邦是同樣的沒意思。原始主義者期盼從光輝的過去(多半是想像的)得到快速解套,而科技狂企盼由一個理想化的未來做解套。

資本主義和一個乾淨的環境

但是,回到現代工業/科技夢魘,似乎很明顯,新的科技排序,好像在所謂"純科學"領域有了改變。比起" MM"和比較" 邏輯"的科學,像無機化學和物理學,生物科學以往被視為"軟"科學。現在正在改變,而分子生物是當代智識界和通俗興趣的前端。植物學,生物學和生化學躍居第二工業時代的主要科學。
每天,自然產品被發現,而取代過時,舊時代的化學合成材料。可能摹想一下現在和環境破壞相關連的所有工業製造,如汽車,燃料,石油,飛機,塑膠,電腦,等等可能用從自然無害抽取的物質來製造,然後會很快,無害地被自然所回收。
工業主義正開始在部分地改造他本身。(當然,在資本主義下的環境更新必須在它的獲益滿足的程度內。)甚至我們的資本主義老闆在他們的專屬海邊別墅做曬太陽,也無法免除皮膚癌;而且很多人不再希望購買和使用不符環保的產品。注目市場的資本主義者,漸漸注意到這個事實;那些高舉表象的"綠標",而持續胡搞的,整個來講已被揭發"而開始後悔他們的欺騙。綠色報導創造了一個資訊靈通和十分憤怒的大眾,他們不再那麼容易被公司看不見的策略所愚弄。資本家現在感受到綠色形象和真正的綠色產品將會轉化為未來龐大的獲利。
資本家並非僅有的受到綠色改造的一群。世界所有投資者,科學家,工程師和植物化學家,受到綠化世界的願景所鼓舞,而新的和可能環境安全的製成和產品每日倍增。
 

 消費主義和環境主義

工業主義並非原本就反生態,而綠色消費主義將確保我們消耗的製品的資源基礎必須愈來愈變好。但是,隨工業體系而成長的個人主義式大量消費文化是另一回事。假如人們繼續堅持擁有三輛車,而個人擁有每樣想得到的用品和器具,那麼事情就不可能會變得多好。
沒有環境主義者願意看到數百萬畝的土地專門用來作為生產玉米或棕櫚油以供應我們汽車的生物燃料。但,工團主義者和甚致工業主義者也不需要資本主義的提倡成長和個人過度消費。比如,工團主義者願意為了所有人的好處,而非營利地供應廣泛的公共運輸網絡和基本民生用品;而供應民生用品或公共運輸而使用的工業產品,一點也不需要現今破壞性和獲利取向的消費文化。它可能要x畝數的生物量來發動電動火車,但私人運轉的汽車,則需要百倍的燃料來運送同數量的人們。可能只需y數量的自然纖維來鋪這些車座,但裝飾那些汽車則需百倍的量。雖然在大量而小規模、生物多樣的植區,培養足夠的生物量或纖維來支持火車運轉是做得到的,但想生產100倍的這些量來支持汽車,不免意味著大範圍的單一生產–導致這種農產方式必然引發的野地和土壤的品質降低。
資本主義致力於成長取向的消費主義;它不管賣的是自然或人工的產品,只要人們繼續愈賣愈消費,愈多愈好。結果是,更多的土地被拿來生產更多更多,做為個人的消費。他們瞭解,建造良好的電車路線可以使用100年,並在壽命期內能運輸百萬或甚致千萬的人次。一旦火車或電車線建造了,它沒有成長的內在需要。很可能從到B的一條線路,將是所有需要,不需在建造另外一條,更不需20-30條。要點是,工團主義者興趣不在成長和獲利,而且他們工業主義的觀念絕不能和當今資本主義具根本摧毀性的消費文化相提並論。

非統治工團主義和環境主義

只有時間能證明人類科技和社會能否和自然成功地同時演進。原始主義和科技狂都無法解讀未來,但我相信兩者各自並沒有完整答案。說我們可以就把企業和科技革命解體,並且回歸小規模部落社區,似乎比老舊的工團主義認為只要勞工自我管理就能帶來"自由社會"還要天真。勞工的天堂可以就建立在全球資本主義的肩膀上的想法,簡直是太難以想像了。從資本主義發展出來的大範圍,中央化,大量生產的方法–被很多馬克斯主義者所稱道-不幸地從來未被工會或非政府工團主義者認真地挑戰過。更廣泛的非統治主義運動卻總是不信任大規模,浪費的企業運作,還有工作天的安排和工場體系。他們相信自我管理,生態整合的社區。非政府工團應該更深入檢驗廣義非統治運動的智識洞見。不然的話,非政府工團主義將成為另一個疲憊,對企業大眾文化的自主潛力有太樂觀期許的19世紀社會哲學。
不管怎樣,只有透過組織我們的支薪同伴–他們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持續運作,只有最少的收穫-我們可以對國家和它的權力菁英,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挑戰。傳統的工團主義的方式,像罷工,能使全球大機器一夕間停止運轉。沒有其他團體作得到這個,因為支薪者,特別是成長中的服務部隊,代表多數(至少60%)的成年人口。只要將工業和服務的基層結構從菁英手中搶到,我們可以作我們要做的。可能多數勞工會選擇解散他們的工場以及放棄他們的速食餐廳連鎖店,將工業量造丟近歷史的垃圾桶;或者,他們會選擇發展他們的新的,比較地域性版本的工業。當然,除非非統治主義者說服他們的勞工同志,而自己組織起來對抗並終於剷除現行國家和公司的強制機制,這整個討論都是像空中的大餅。這是為什麼一個有環境意識和重生的非統治工團主義運動,代表著阻止國家和大公司的摧毀性進展最實際的方法之一的最強而有力的原因。
世界性的污染提供國際勞工組織更多的理由。即使政府達到了一些控制污染的成效,但這些成效只是點滴而且侷限。比如,蒙特婁公約好像成功減緩破壞臭氧層的氯氟碳(CFC)的持續生產。然而,這些化學品主要是由只有六家公司所生產,我們不能對跨國公司和國家之間在環境議題的合作上太樂觀。(對" 溫室效應"的廢氣處力毫無進展,顯示掌權者對環境的關懷,近於全然缺如。)雖然CFC首先在1894年被合成,他們是到1927年才開始被工業運用。假使他們在1894年就使用,可能我們現在沒有臭氧層可以保護了。我們知道,在一段時間的薄化後,臭氧層很可能會開始自己修補。但,有多少其他長期,或回覆不了的工業破壞正在進行而我們毫不知情?
我們所知道的工業體系可能真的造成這些破壞,但反工團的非統治主義者提出什麼方案來嗎?即使人類決定放棄整個工業並回到手工經濟,世界勞工之間的全球合作也應執行這個決定–透過永遠的,全世界總罷工。在能對工業資本主義發起持續抗爭的草根性以及非統治主義者激發的工運欠缺的情況下,這條路根本不可行。反工團的非統治主義者,假如他們破除工業體制是誠心的,應該和勞工人們用道理溝通,說服它們接受觀點,並幫忙組織他們去執行。資本家和無組織,無異是的勞工,將不會放棄他們的工場和消費習慣。而且,只要工業資本家存在-而沒有國際大眾的對抗-我們所知道的工業主義,肯定持續存留。
 

 方法和最後目的

沒錯,我們終將發現大多數科技,還有甚至工業體系本身,原本都是破壞環境的。甚至有可能很多好像提出希望的新科技,也可能有難預見的副效果,而人類將被迫整個放棄現代科技。但是,假如這種事發生,他必須是人性的過程。它的起點,我們會期待的,將不是簡單地砸碎機器,爆破道路和放棄城鎮,從"零年"重新出發–像Pol Pot在高棉所做的。唯一從"零年"再出發的非威權的方式是讓人們無異議地他們自己決定摧毀他們的工場,店面,高速路,和電話系統。假如這種情況發生,那沒有任何人可以用任何方法阻止。但飢餓,遷徙,混亂和暴力會一定立刻在這種不負責任的行動後發生,而導致獨裁,可怕的苦難,還有政治和社會長期的困頓。(而即使原始主義者會,透過某種奇蹟,說服多數的同胞放棄科學和科技,那就能有權強迫其它的我們放棄自己的意志嗎?)
人類日常的需求和工業機械的持續運轉已經緊密難分。妳不能只是砸碎直持生活的體系而期待最好的結果發生,而在新方法和作法發展出來前,必須小心地解體。如果我們要達成生態–非統治社會,勞工必須從老闆手中搶到權力,而後的目標應該是生產社會所需要並且無害環境的物品。只要人們不再被迫生產無用的消費品和服務,很可能每個人將每星期只需工作幾小時-留下很多時間給自己的愛好和他們的社區。剷除寄生蟲階級和減低工業活動,而生產基本需要的物資,大量的人類能力將大舉釋出。從國家的殘體做生態整合的人類社區重建,於是開始加速進行,再保留工業基礎建設的正面作用,人類基本需求將得到滿足。我們每個人持續每星期工作幾小時,在做改變期間,保持工業機器最低度運轉。
假如再不斷努力減低負面效應,並融入生態區整合的過程中,工業體制仍證明是環境的亂源,那人類,希望如此,會有時間去探討新的生活方式滿足他們基本需求,而不需工業。工業工團主義是比較能不流血而移除國家/資本家菁英,並建造一個無統治社會;他或許可能也或許不可能在建造生態生活方面佔一席之地,但,它是能確定將經濟,工業能力轉到人民手中。非統治主義者–不管是工業工團主義者,或科技狂,或新原始主義者–便除了宣告人民必須決定他們自己的社會和環境命運外,就沒有一個程序。
當然,問題還存在:工業工團主義是不是唯一,或最滿意的重整配給物資和服務到社區的非統治方式。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眼前的國家/資本家體系的大量消費體系,是非常不適合地球生命的健康和永續。
 

 日常生活的組織

為了產生影響力,總是相信個人和集體是等價而能和諧共存的非統治主義者, 必須澄清取代資本家和威權"共產主義"經濟的方案。比如,非營利,基於社區的個人技藝交換的形式,像交易網絡,代表強化個人和社區自主的合作努力。地方性技藝交易體系使用他們的交易"現金"並在社區內配送物資,服務和勞力;社區的基層建設可以根據他們成員的理想來發展,不必依賴政府,資本家或國家。
一般人對個人努力和交換的價值不能被非統治主義者忽略;基本上不必把不需要複雜架構的服務集體化或個人化。進一步,服務業的興起(諮詢,飲食業,日間照護,等等),和減低工時以及消費減量,只生產社會所需物資,將表示勞工的社會結構會逐漸走向社區為基礎和非營利活動,就像技能交易網絡。
但是,除非火車開動,而公共用水、電不斷,不然社會會很快陷入混亂。社區間的郵遞和交通網絡需要傳送很明顯不是以社區為基礎的技能交易網絡所能提供的基本的物資和服務。
又一次,非統治工團主義由勞工控制的組織的傳統取徑對提供這些服務,指出了一個答案:非營利工業的勞工可以在地方的技能交易網絡交換他們的勞力和產品,而得到點數。小規模,非工業的方式和他們與地區性交易亦網絡的整合,也於是會邁向非統治的社會。自由社區聯邦的實現需要多方面對資本家和國家的機構作研討,包括傳統的工團主義元素,同時還有比較個人取向但非資本主義體系的生產和消費–提供適當消費選擇的體系。
村落生活在各處沒落,而且即使我們終將回歸由小村落組成的世界,在目前我們面對了成千上萬的城市居民,住在早已不像社會實體的城市周圍的問題。作為現代生活基礎的社會病態–集體異化,消費主義和自我中心的個人自由主義–可能對我們物種是致命的,而必須透過教育而民主地去除。工團主義,地方性技能交易網絡,和傳統合作的創試是幫助人們教育他們自己關於社區和以區域為基礎的生活方式的方法。這些可能性比史大林主義的用恐怖來"無產化"人民,或國家和資本家用無止盡的媒體馬戲來機械化都市以及鄉村大眾,置他們於永不滿足的消費主義,犬儒主義,和社會冷感之中

工团主义(syndicalism)

  “工团主义”原为法语,即英语工联主义。革命工团主义通常指法国劳工联合会书记费南德•佩卢蒂埃(1867—1901)的理论,以及该联合会在1902年并入法国总工会(CGT)后,由后者所制定的原则。工团主义学说从来不十分明晰或确切: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理论。其基调是要求会员发扬主动性;提倡战斗精神(包括怠工破坏活动);通过纯粹的工业组织和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索列尔则宣传自发性和暴力(包括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的行动)以及革命总罢工的“神话”,虽然他和工团主义的工会实践的联系既不密切,也不持久。他的著作特别对意大利左翼有影响,其中有些人,著名的有墨索里尼,转向了法西斯主义。

  在1914年以前,主要是在具有无政府主义传统(参看无政府主义条目)、深厚的手工业基础而又缺乏制度化的劳资谈判经验的国家中,革命的工团主义成为工会运动的重要派别的正式立场。除法国总工会外,著名的范例还有西班牙的全国总工会和意大利的工联。其他地方的工团主义者反对采取正式的工会政策。在英国,工业工团主义教育联合会是1910年由汤姆•曼等积极分子成立的,他们反对集中化的劳资谈判而宣布团结一致和直接行动的口号。在美国,工团主义一词很少应用,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产联)同欧洲的革命工团主义显然有相似之处。

  在北欧许多地方,工团主义的主要含义是拒绝迎合社会党的需要。人们认为,这些政党是官僚主义的,为议会制度所腐蚀,容易同资产阶级国家妥协;为了摧毁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把力量集中在工业战场上。这些论点,还往往跟反对集中制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介乎这种工团主义者和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中间立场,是德•利奥尼特的倾向(1908年他被开除出产联)及其在英国的追随者──特别是康诺利──,他们强调工业斗争的首要地位,但也认为革命政党具有一定作用。

  工团主义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战争的爆发,这时许多拥护者放弃了他们以前狂热的反爱国主义立场。在反战立场的人们中产生了许多战时工业斗争的领导人,在工人委员会运动中(参看委员会条目)在阐述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俄国革命引起又一次危机。早在1907年,列宁就曾攻击工团主义,和他更早揭露过的经济主义如出一辙。布尔什维主义同工团主义显然是不相容的;许多战前和战时的工团主义者都放弃他们的反党学说,表示忠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运动的某些特殊目的──工厂组织、产业工会制度、直接行动——被带进了新成立的共产党。但是,关于从下面实行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管理的基本理论──在俄国本身是工人反对派提出的──,完全被抛弃了。

  那些远离共产国际立场(或与此决裂)的工团主义者,倾向于拒绝莫斯科的工人国家模式以及列宁关于党的主张(参看列宁主义条目)。逐渐地,在1922年联合为工团主义国际的那些留存的工团主义组织中,无政府工团主义处于支配地位。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工人阶级接二连三遭到失败,工团主义(至少是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以外)逐渐受到排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会正统观念的大敌。在新近关于工人监督的宣传和基层的左翼集团中,可以看到与工团主义思想的联系。但“工团主义”本身几乎已只是一个贬词。

基尔特社会主义,又叫工会主义。是改良主义的一种。他们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资本主义。只承认改善工人出卖劳动的条件,却不消除的根本制度,反对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

由此可见,基尔特社会主义并不是反对无产阶级,而是反对无产阶级作为其政党和体制的根本。他们立足和所代表的是一部分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就源于工人团体。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工人团体得到最大利益的社会,因此叫工会主义,是比较片面的,也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也是一种社会主义。但是它的高度明显不够,还停留在为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上。

基尔特社会主义

基尔特祉会主义(GuildSocialism),产生於西元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是费边社会主义(FabianSocialism)之外,介乎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之间的一种调和理论,其代表人物有彭迪(A.J.Penty)、霍布生(S.G.Hobson)、柯尔(G.D.H.Cole)。基於政治、经济二元论以及职能画分原则,主张国家与基尔特(工会)应各有各的职务与权力。国家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做为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而劳动者所组成的自治团体的基尔特则代表生产者的利益,负责生产工具的管理。各项工业之外,?凡宗教、教育等非经济性活动,也应组织基尔特来自行管理事务。国家虽然是必要的政治组织和管制工具,但国家与其他团体在职能上实立於平等的地位。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不满现代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排斥不断扩张的国家控制,因此致力於恢复中古时代的经济组织形态,以期重建工人的工作兴趣及养成工人的自尊心,并且企图透过政治与经济的分权分责,同时获致政治的自由与经济的自由。这种理论最早指向少数的知识分子,后来逐渐扩及於结合劳动者。一九一五年在柯尔等人的领导下,成立全国基尔特联盟(NationalGuildLeague),宣言废除工资制度,反对官僚政治,主张经由各种不同基尔特的组织而形成国家,以彻底实现「工业的自治」。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影响与发展不大,远比不上费边社会主义。

  那么我就從下面開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期,自小就跟著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門人、听差、轎夫、廚子做過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說《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寫的那樣)。我看夠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對那些所謂“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從他們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識。我躺在轎夫床上煙燈旁邊,也听他們講過不少的動人故事。我不自覺地同情他們,愛他們。在五四運動后我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面對著一個嶄新的世界,我有點張惶失措,但是我也敞開胸膛盡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東西,我都一下子吞進肚里。只要是新的、進步的東西我都愛;舊的、落后的東西我都恨。我的腦筋并不太复雜,我又缺乏判斷力。以前讀的書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說。后來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但也只是從劉師复、克魯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冊子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來的,再加上托爾斯泰的像《一粒麥子有雞蛋那樣大》、《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一類的短篇小說。我還讀過一些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俄國民粹派革命家的傳記。我也喜歡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產党宣言》,可是多讀了几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后,就漸漸地丟開了它。我當時思想的淺薄与混亂不問可知。不過那個時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剝削階級,工人和農人養活了我們,而他們自己卻過著貧窮、悲慘的生活。我們的上輩犯了罪,我們自然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都是靠剝削生活的。所以當時像我們那樣的年輕人都有這种想法:推翻現在的社會秩序,為上輩贖罪。我們自以為看清楚了自己周圍的真實情形,我們也在學習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青年“到民間去”的榜樣。我當時的朋友中就有人离開學校到裁縫店去當學徒。我也時常打算离開家庭。我的初衷是:离開家庭,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間去,做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者。
  我終于离開了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并沒有去到人民中間。我從一個小圈子出來,又鑽進了另一個小圈子。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到上海,再過兩年半,成都的那個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產而自殺。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讓自己關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里,不能夠突圍出去。我不斷地嚷著要突圍,我不斷地嚷著要改變生活方式,要革命。其實小資產階級的圈子并非銅牆鐵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沒有決心,沒有勇气。革命的道路是寬廣的。而我自己卻視而不見,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艱苦地追求。從前我們在成都辦刊物《半月》的時候,有一個年紀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我有時還把他當作導師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里面的方繼舜。在我离開成都以后,他不能滿足于空談革命,漸漸地拋棄了無政府主義,終于參加了共產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軍閥逮捕槍斃了,他死得很勇敢……說實話,我當初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我倒希望找到一個指導人讓他給我帶路,我愿意听他的話甚至赴湯蹈火。可是后來我卻漸漸地安于這种自由而充滿矛盾的個人奮斗的生活了。自然這种生活也不是沒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滿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不斷地呻吟、叫苦,甚至發出了“靈魂的呼號”。然而我并沒有認真地尋求解除痛苦、改變生活的辦法。換句話說,我并不曾尋找正确的革命道路。我好像一個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卻習慣了病中的生活,倒頗有以病為安慰、以痛苦為驕傲的意思,懶得去找醫生,或者甚至有過欣賞這种病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無政府主義中找尋一條道路,我讀過好些外國書報,也譯過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國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爾這類人的回憶錄,可是結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虛;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我寫過一些宣傳、贊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人們責備我沒有在作品中給讀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實我自己就還沒有找到一條這樣的路。當時我明知道有馬克思主義,而且不少知識分子在那里找到了治病的良藥,我卻依然沒有勇气和決心沖出自己并不滿意的小圈子,總之,我不曾到那里去求救。固然我有時也連聲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并不是用假話騙人。我從來不曾怀疑過: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干淨。這就是我的堅強的信仰。但是提到我個人如何在新与舊、光明与黑暗的斗爭中盡一份力量時,我就感到空虛了。我自己不去參加實際的、具体的斗爭,卻只是閉著眼睛空談革命,所以絞盡腦汁也想不到戰略、戰術和個人應當如何參加戰斗。我始終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對舊社會和黑暗的勢力,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會得到什么樣的結果。有時候我感覺到我個人的力量就像蜉蝣一樣撼不了大樹(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樹),我起了類似瘋狂的憤激。我恨舊社會恨到快要發狂了,我真愿意用盡一切力量給它一個打擊。好心的讀者責備我宣傳個人主義。我憎恨舊社會、憎恨黑暗勢力到极點的時候,我的确希望每個人都不同它合作,每個人都不讓它動他一絲一毫……這种恨法不用說是脫离群眾、孤獨奮斗的結果。其實所謂“孤獨奮斗”也只是一句漂亮話。“孤獨”則有之,“奮斗”就應當打若干折扣。加以由于我的思想中充滿了矛盾和混亂,我甚至在“孤獨奮斗”的時候,也常常槍法很亂,縱然使出全身本領,也打不中敵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敵人身旁。而且我還有更多的冷靜的或者軟弱的時候,我為了向圖書雜志審查老爺們表示讓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筆轉彎抹角地說話,免得作品無法跟讀者見面,或者連累發表我文章的刊物。有時我也想盡方法刺老爺們一兩下,要他們感到不舒服卻又沒法刪掉我的文章。然而我只是白費力气,寫出來的東西,總是軟弱無力。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個坐井觀天的人。我借用這個舊典故,卻給了它一個新解釋:我關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里望著整個社會的光明的前途。我隱隱約約地看得見前途的光明,這光明是屬于人民的。至于我個人,盡管我不斷地高呼“光明”,盡管我相信光明一定會普照中國,但是為我自己,我并不敢抱什么希望。
  我的作品中會有憂郁、悲哀的調子,就是從這种心境產生的。
  我自己也知道我如果不能從井里出來,我就沒有前途,我就只有在孤獨中死亡。我也在掙扎,我也想從井里跳出來,我也想走新的路。但是我的勇气和決心都不夠。
  然而解放帶給我力量和勇气。我不再安于坐井觀天了。我下了決心跟過去告別。我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路。當然改造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跟自己作斗爭也需要長期苦戰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我希望我上面的“回顧”能夠幫助《選集》的讀者了解我過去的作品。今天在新的《選集》付印的時候,我還要重复十九年前想說而未說出來的几句話:“我的這些作品中描寫的那個社會(舊社會),要是拿它來跟我們的新社會比,誰都會覺得舊社會太可恨了。不用說,我并沒有寫出本質的東西,但是我或多或少地繪出了舊社會的可憎的面目。讀者倘使能夠拿過去跟今天比較,或者可以得到一點點并非消极的東西。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

                            巴金
                         1978年7月

中國無政府團綱領草案(節錄)/苦力

《民鐘》第十三期,1925年9月

(一)國 際 狀 況 (略)

(二)中國現勢 現在中國處于半殖民地狀態,資本主義已進入萌芽時期。一般賣國与剝地皮的官僚,漸變為財政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的大部分,直接間接均為帝國主義的奴仆,工業大半在外人手里,故完全抱著侵略的目的。無產階級在這种狀況,不但受軍閥与財閥的剝削,并受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責任,不但要反對軍閥与帝國主義,并應推倒土著資產階級。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決不能違反全世界的共同潮流。現在先進各國的無產階級,正努力反對資產階級;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勞動群眾,決不能与土著資產階級妥協,實行單純的國民革命。因為土著資產階級雖反對帝國主義,但他們間總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土著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事實上常采取妥協政策,一塊儿反對無產階級。無政府共產党的責任,就是使中國無產階級,聯絡先進國的無產階級,努力去干社會革命!

(三)政治主張

擾亂中國社會的根本原因,固由于軍閥的互爭地盤,但歐洲的“民主主義”政府,也是社會發展的障礙物。我們考察政府的任務与歷史,知道他完全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無論是民主政府或勞農政府,實際總剝削勞動者的汗血,擁護少數特權者的利益。所以政府的唯一的任務,即干涉人民的自由聯合,使一切人類社會的關系,均假手于命令与官僚。無政府党的政治主張,無非反對集權的政治組織,提倡工農的自由聯合,凡社會的生產与分配等問題,由職業團體派遣代表討論后,再經各地方團體審定。

我們認現在的議會,是特權者的騙人机關。他們偽稱代表民意,制定种种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我們應聯絡勞動群眾,在議會外干革命運動。但我們對于民眾的請愿運動,如根本上不違反無政府主義,也得積極參加活動。不過我們須警告民眾,說明請愿運動的無效、政府与議會的性質,使民眾于痛苦的經驗中,傾向于純粹的無政府運動。

(四)經濟組織

現社會的一切生產品,均為勞動者合作的結果,所以無論寄生階級或勞動者,全不得認生產的某部分是他個人的所有物。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就是改變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使人人有勞動義務与消費的權利,但不得占据生產工具与生產品,阻礙人類社會的發展。我們于社會革命時,應援助勞動階級占領工厂,農民管理土地与耕具等,使野心的社會党無法組織政府,妨礙工農直接管理生產与分配。

工農管理生產与分配后,應使工厂与制造場的組織不致妨礙人類的健康,并用机器耕种土地,使農民不因經濟關系發生小資產階級心理。關于勞動方面的報酬,就是消費的權利,應平均分配。但病人得因培養的關系,享受特別的待遇,其他有損健康之工作,或特別勞苦之工作,亦得享受罕少物品之權利。但我們決不能因智識与技術的不同,而分別勞動者的消費權。

(五)勞動運動

無政府共產主義不是一种思潮,而是勞動群眾的革命理論。如我們考察各國的社會運動,也可發見無政府主義与勞動運動有密切之關系,故我們想在中國干革命運動,也應積極參加勞動運動。我們當使中國無產階級脫离野心政党的影響。因為無產階級的勞動團體,不但是社會革命的大本營,且得應用自由聯合的原則,為未來社會的基本組織。

無政府主義者于實際參加勞動時,對于加入已成立工會或另組無政府工團的問題,不必加以原則上的規定。歐美各國同志,亦有組織工會后,并不聯合全體的產業工人,僅容納一部份工人,但他們的行動卻影響于全產業,并能于實行罷工時,指導工人反抗資產階級。有的同志加入已成立的工會,但不久便能使該產業的工人脫离一切政党之操縱,而恢复自己的階級意識。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參加勞動運動的方法,應以空間与時間而定。不過工會如要求會員承認政党的党綱,那末我們只有實行退出,另外組織該產業一部分工人。

(六)農民運動

農村經濟的落后与無進步,全由于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農民在這种散漫的組織里,階級覺悟与革命性頗為薄弱,故歐美各國的革命者,大都參加勞動運動,而不注意于農民運動。其實農民雖不能為革命的主力軍,但一般貧農因受地主壓迫,對于無政府的社會革命,不但不致反對与嫉視,且是革命工人的援助者。

現在歐美資本國家,農民總較多于工人,故于實行社會革命時,如未得到農民的同情,則決不能達到共產社會。無政府主義者于未革命時,應積極組織農業無產階級,反抗地主与政府的剝削。我們知道農民也与工人一樣,決不為空洞的理論所激動,所以于接近農民群眾時,當使他們感覺自由組織的利益,最好利用合作社的組織,把農業品去換工業品時,不受商人的從中的剝削。這种方法于社會革命后,就變為共產社會的基礎。

(七)暗殺与暴行

一切群眾的革命運動,決离不了暗殺与暴行。但我們知道單純的暗殺行為,決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無政府主義者以為暗殺与暴行是黑暗時代的反抗方法,各國同志每利用這种手段,去打破統治階級的威權,而提高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所以我們的暗殺條件,就是應使目標較為顯著。假定于實行暗殺后,尚須加以書報的說明,那末這种行動已告失敗,民眾也認此類行為,是一种個人間的仇殺。

我們認為暗殺与暴行等手段,須由直接參加之個人与團體自行決定。凡一切集團的暗殺行為,純為維護他人之利益,完全違反無政府主義。因我們不信可用政党的紀律,去強迫同志犧牲生命。所以我們主張暗殺行為,由同志們自行決定。

(八)民眾革命

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之目的,直接的是解放無產階級,間接的要求人類解放。故我們的革命運動,如不為勞動群眾援助,則很艱難 達到目的。一般熱心于革命的同志,應參加工農的革命運動。我們于革命的預備期里,當助工農組織團體,設法改善勞動條件。如平時工農与資本家斗爭時,雖其目的僅在經濟方面,但我們亦須積極的參加,使工農于罷工抗稅中,漸知打倒政府的必要。

同時我們知道,罷工抗稅雖是一种革命行為,但我們決不能以這种行為,去逼迫資產階級放棄他們的特別權利。所以我們于革命時期,應一方鼓動勞動階級實行罷工与抗稅的運動,他方面用反軍國主義去破坏軍隊中的紀律,然后我們再去武裝革命工農,實行武裝暴動与武裝示威運動。

(九)對政党的態度

無政府主義者對他党之態度,有理論与事實兩方面。 如我們的目的為社會主義,想消滅政府的威權,使土地与生產工具變為社會的公共產物;實行社會革命的手段,即由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直接反抗資本主義,并用民眾的武裝暴動推倒任何政府形式。至于其他政党,無論是民主党、社會党或列宁党,均想假政府的威權,施行种种改良政策。他們以為一切社會發展,純是政府的力量。所以他們常謂維持社會秩序,須用常備軍、警察与監察等。無政府主義者深知政府的威權是社會進化的障礙物,至于一切政府的組織,只能破坏人民的自動力。

其他政党因爭權關系,每有妥協与合作的可能。我們的理想与手段,与他党根本上不同,故決不能統一戰線。但對于他党的個人,應持敬愛的態度,因他党的個人中,亦有熱心的革命分子,所以我們与他党討論時,應免去謾罵与譏笑等惡習,而解脫本團的綱領,与其他政党的缺點。因民主派、社會党与列宁党員,每有拋棄從前的謬誤思想而傾向無政府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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