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過導航

 

 譯者前言

 

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隨著蘇聯官僚層的蛻變趨勢不斷明顯化,國際共運出現了新的動蕩和分化。出於對蘇共領導層的不滿,一部分左翼分子和工運人士離開了共產國際,並進而否定了以十月革命爲代表的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基本政治原則和組織綱領: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先鋒党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等等。這期間也有人重新提出工團主義,主張「工會自治」;而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又爲了配合國內的極左政策而在國際上推行關門主義路線,在工會問題上也不例外。正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環境裏,托洛茨基發表了這篇「共産主義與工團主義」,批駁那些以所謂「反史達林主義」爲掩護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派(比如文中提到的莫納特小組),重申了無產階級先鋒党的必要性,澄清了工人群衆組織(本文中專指工會)與黨的關係,黨與階級的關係。這篇文章雖是具體環境下的論戰之作,但所闡述的思想仍帶有長久的生命力,特此譯出,以饗中文讀者。

 

要說明的是,所謂工團,在當時(一戰前的歐洲)常常就是工會的意思,但工團主義並不等於「工會主義」;前者是一種政治主張,要以工會爲基礎代替國家機器來管理社會(同時反對建立工人階級的國家機器),又叫無政府工團主義;後者通常是指以工會當作勞動力市場的調節工具(或說資產階級國家的勞動力出售者利益遊說集團)這麽一種不涉及政治鬥爭的經濟改良主義立場。

 

赤軍

26/06/04

 

 

 

工團主義思想的復蘇,是目前工運和共運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我覺得,一天不澄清工團主義問題的來龍去脈,我們就一天不能在工運中取得更大影響;所以對此來一次系統討論很有必要。

 

黨和工會

 

無產階級的主要革命工具是共産主義先鋒党。黨是階級先鋒隊的戰鬥組織,它的責任在於爭取成爲領導工人階級整體鬥爭(當然也包括工會運動)的領袖。

誰在原則上把工會自治與先鋒党的革命領導對立起來,誰就是有意無意地唆使較落後工人階層與先進工人對立起來,把爭取局部利益與爭取徹底解放的鬥爭對立起來,亦即把改良和共産主義鬥爭對立起來,說到底,是用機會主義對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什麽是革命的工團主義?

 

第一次大戰前的法國工團主義運動,堪稱是一種「革命工團主義」;在自己的頂峰時期,它主張的「工會自治」其實是希望使工會從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政黨政治(包括改良主義流派)的影響下解放出來。換句話說,這類「工團主義鬥爭」客觀上反映了工運內無產階級革命派與機會主義的鬥爭。與此同時,革命的工團主義並未把群衆組織的自治化理想變成偶像似的東西;相反,它堅持和宣傳了革命少數派(對群衆組織)領導權的合理性。在這裏我們要指出,就是群衆組織本身也不是什麽神秘和高不可攀的東西,它包含了工人階級的全部內部矛盾,這些矛盾既賦予工人組織以力量,又是後者薄弱環節的來源。

 

所謂「(革命領導權屬于)積極的少數派」理論,其實是未完成和未完善的無產階級政黨理論。打個比方:革命工團運動的實踐本身蘊涵了革命工人党的胚胎,又似一份意氣激揚但還有欠整理的初稿;它的出現與當時「正統社會黨」內的機會主義統治是分不開的。

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薄弱之處,在於它——即使在自己的經典階段——最終沒找到正確的理論基礎,由此引申出它對國家性質和(國家在)階級鬥爭中扮演著什麽角色的錯誤理解,由此引申出它的「革命少數派」(即黨)理論的半成品狀態;由此引申出它把某些純戰術問題——總罷工、起義和奪取政權之間的關係——上升到原則問題的教條傾向。

 

戰後的法國工團主義已被革命的共産主義運動否定和取代。今天的日子裏,任何試圖復興工團主義的努力只不過在開歷史的倒車罷了;對工運來說,這種復興努力代表著反動的傾向。

 

工團主義的現代拙劣盜版

 

當代那些所謂的「工團主義者」,不過是些從歷史偉大遺迹的名聲撈取好處,開作坊生産假古董的二流匠人。工會對資產階級國家和主流政黨的政治獨立性,被政治匠人包裝成了「永恒和無所不包的獨立性」(即獨立於所有政黨包括共産主義政黨),不過他們也只是說說而已。

如果說,工團主義的英雄時期具有自發的先鋒隊意識,並積極爭取過先進少數對階級多數的領導權,當代工團主義者(傑出先人的不肖門徒們)則公開反對共産主義先鋒隊爭取領導權的努力。爲此,不肖門徒竭力拉攏工人階級中的落後部分,玩弄和利用後者的政治外行與偏見,但並不太成功。

 

 

獨立于資產階級政治與文化影響——這決不可能是某種消極和靜止的東西;它只能在政治行動(即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表達出來。這一鬥爭受政治綱領的鼓舞和指引,後者則在組織和戰術活動中變得具體化。綱領、組織和戰術的組合就是黨。也就是說,真正的工人階級政治獨立性,只能有如下表現:即無產階級在革命領導而非機會主義領導的指揮下進行政治鬥爭。

當代工團主義者聲稱工會運動「本身就是一個世界」,自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如此大話在理論上只能得零分,在實踐中等同於最庸俗的工聯思想,使革命先鋒徹底消失于無形。

工會涵蓋的群衆越多,作用就越大、對工人階級越有用;無產階級政黨相反,首先需要政治立場的一致性,理論與組織的團結性。有人說,工會足以解決一切問題,因爲無產階級已經「長大成人」(majeur);這類說法不過是對後者的胡亂吹捧,使工人階級自我感覺良好,而忽視自己的實際處境。實際情況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永遠也不能真正「成人」;作爲一個整體,它被統治者蓄意保持在愚昧狀態,被圈在落後、庸俗和狹隘的思想天地中。資產階級統治無法辦到的,是阻止無產階級的先鋒部分首先覺醒,對本階級的歷史任務産生清楚的認識。

 

實踐中的的工會自治與党領導權問題無關

 

實踐中的工會自治(而非工團主義者自作聰明的臆想)無論如何也不影響共產黨在本階級中擴大影響的鬥爭。工會成員人手一票,可以對人事和其他決定作出自由選擇;黨員工人和其他工會會員一樣,擁有這些權力。共產黨員對工會組織領導權的爭取,恰好建築在工會自治(或說自我管理)原則上;與此同時,對那些反對工會幹部在共產黨內擔任職務的(工會)官僚禁令,則無須理睬。

不管在工會內擔任什麽職務,工會會員-共產黨員首先服從党的紀律;與此同時,黨員有責任服從工會日常紀律;也就是說,黨不必用自己的紀律和組織來代替工會的紀律和組織。當黨認爲無論如何也不能服從工會多數通過的某些政治錯誤和反動的決定時,黨會公開地提醒黨員兼工會會員們,幫助後者對可能的變化——被開除或喪失領導職位——作好準備。

說到底,對我們共産主義者來說,所謂自治問題從本質上說不是「機制」問題,而屬於黨的工會政策範疇。可能存在正確或錯誤的政策,但我們從不會把「機制」代替政治原則。

 

党的政治領導的特點取決於具體工作條件

 

党的政治領導的特徵、它的具體方式方法彼此可能有很大區別,這取決於具體國家和具體階段的外在環境。

在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不掌握強制的手段。總的來說,它(對工會組織和工人群衆)的政治領導,體現于那些以普通會員或工會幹部的身份參與工會工作的黨員身上。党的領導水平的一個——並非唯一的——衡量標準,是佔據工會領導崗位的黨員人數,更重要的標誌是黨員-會員與工會成員總數的比例。最重要的標誌則要看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狀況,這可用共産主義報刊的發行量、黨會議(此處指公開會議——譯者注)的參加人數,黨在選舉中的得票率;最高標準則是到底有多少工人準備回應党的戰鬥號召,參加群衆性直接行動。

 

很清楚,形勢越是接近革命,黨在工會中的影響就越可能跟著水漲船高。

 

工會日常活動(重復一遍:實際生活中的工會活動,而不是工團主義理論家的想象)的方式方法,也隨著外在環境而定。在「和平與發展」的年代,工人鬥爭最激進的手段是經濟罷工;這時黨的一線角色會下降,不再對每起罷工作出直接和具體的決定(即使它有足夠影響這樣做),而是利用掌握的政治、經濟資訊幫助工會研究(本次)罷工的必要性;它在黨的宣傳和其他活動上支援罷工,但一線角色無疑屬於工會。

當局勢發展到總罷工和奪取政權的階段,上述角色分工會發生極大變化。党的領導角色將是直接和公開的。工會——當然是指那些擁護革命的工人組織——轉化爲黨的組織機構的一部分,以全階級領袖的身份發出聲音,爲工人階級的所有政治決定負責。

 

在經濟罷工和工人起義之間的過渡階段,黨和工會的相互關係、黨對群衆組織直接和間接領導的程度等等可以表現爲多種可能的方式。總之,黨一定要爭取盡可能全面地領導工會,同時這種爭取應以工會內部自治爲基礎,工會不是也不應該是黨的一個直接下屬機構。

 

工會「政治上完全獨立」?這是神話

 

事實就是事實:政治完全「獨立」的工會哪兒都沒有;而經驗和理論告訴我們,將來也不會有。美國的工會官員們與大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親密合作;英國工會過去主要支援自由黨,現在是工黨的社會基礎;德國工會聚集在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下;蘇聯工會的領導權屬于布爾什維克;在法國,一個總工會跟著社會黨走,另一個跟共產黨走;在芬蘭,工會剛剛按照「要麽社會黨,要麽共產黨」的原則發生分裂,等等等等。

「獨立工會」理論的發明者想都不願去想,爲什麽他們的設想與現實越來越遠,而工會組織對政治力量的依賴到處都在加深和公開化。實際上,這種(工會對政治力量的)公開依賴恰好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特徵——帝國主義時代使階級關係退去僞裝,而全部外露出來;在無產階級內部,(政治上保守的)高薪工人群體和最受欺壓階層的矛盾也在激化。

 

「工團聯盟」——黨的胚胎形式

 

新生代工團主義在組織上的一個大動作,是「工團聯盟」的創建。其實,這個組織無非是政黨的變種:它的目標在於把全部工會運動置於自己的「正確領導」之下;它的組織原則是個人加入而非(像工會通常的)集體成員制;它有自己的綱領、機關報;在工會內部的聯盟成員首先服從「黨紀」,而在工會大會上它和共產黨一樣,按照政治派系的規則活動。如果把那些關於工會絕對獨立和中立的誇誇其談撇在一邊的話,聯盟的目標是把兩大主要工會的共產黨和社會黨領導層趕走,然後統一起來接受自己的指揮。

聯盟的特色在於,它並不公開闡明自己代表著階級內部的先進少數,而是打著「工會獨立」的旗號。其實社會黨也是這樣做的:一面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一面猛談工會的中立性;相反,共產黨始終直截了當地對工人階級說:這是我的綱領,這是我的戰術,而這是我向工會推薦實行的路線原則。

 

無產階級不能盲目輕信任何人。它有責任用事實和行動來考驗所有的政黨和組織,它更要百倍警惕那些「隱形人」,那些聲稱工人階級根本不需要政治領導的人。

 

無產階級需要的不是「工會獨立於政黨之外」,而是正確的政治領導。

 

工人階級需要的,不是否定政黨爭奪工會領導權的權利和必然性,而是思考這些組織的綱領和戰術是否值得工人接受。從這個角度看,「工團聯盟」沒什麽吸引力:它的綱領和戰術含混不堪,它的政治立場自相矛盾,它一面擁護無產階級革命甚至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反對先鋒党理論,自己卻又遮遮掩掩地爭奪政治領導權。

在思想和感覺上,無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與「我們打工的不要你們外人多嘴」的理論完全隔膜。如果党的政治領導作到了正確指引工會(工人的群衆組織)工作,保證了堅定、有遠見和正確的路線,任何工人都不會僅僅因爲抽象的「工會獨立性」而反對這種領導,這已經被俄國革命的經驗所證明。在法國最近的選舉中,120萬人投票支援法共,而工團主義者只得了不到四十萬票。很清楚,抽象的「工會獨立」並不屬於群衆;工會官僚則是另一回事,它不僅需要與共產黨爭奪對工人的影響力,還希望擺脫先進工人對工會機關的監督。「工會獨立」的口號屬於工會官僚而不是工人階級。

 

 

論工會大團結

 

「工團聯盟」一面高舉獨立旗幟,一面把工會大團結的口號喊得山響。當然,保持工會隊伍的團結對工人日常鬥爭很有好處,共產黨爭奪工人群衆組織的領導權也會更方便。但現實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工運內的革命派取得了一些成就,機會主義改良派一定會分裂的;對改良主義派來說,和老闆們處好關係遠比無產階級團結更重要,戰後的全部工運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共産主義者有極大責任使工人們看到,組織分裂的責任完全在於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共産主義者擁護團結,但不會把團結當成一個空洞無意義的偶像來膜拜,甚至讓團結的口號去破壞工人階級的革命任務。

 

法國工會分裂已有8年了,8年來兩大工會極爲緊密地與兩個互相仇視的黨——社會黨和共產黨——各自結合起來了。以爲在這樣水火不容的對立前提下能夠統一工會,純屬做夢。聲稱沒有工會的統一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甚至重大的階級鬥爭也無法進行,等於是把革命的命運交托給工會裏的改良主義官僚。

 

革命的命運不取決與兩大工會機關的談判式聯合,而取決於多數工人如何在階級鬥爭的革命口號和革命手段周圍團結起來。只有在反對上層(不僅是黨的上層,也包括工會上層)無原則聯合的鬥爭中,工人才能真正實現彼此的團結。

 

通向革命團結的真實道路,在於發展、擴大工會中同情革命的那部分組織,糾正它們的錯誤,同時削弱支援機會主義的那部分工會陣地。其實,未來的法國無產階級革命很可能會在兩個總工會並存的背景下進行,一個是真正的群衆性組織,另一個屬於保守高薪工人群體和工會官僚。

 

工會內部新生反對派的特點

 

目前工會內部新出現的反對派力量,看來並不想追隨工團主義;同時它堅決反對任何政黨「插手工會事務」,即不是反對黨的某項具體政策或領導層,而是反對黨的政治領導本身。這等於徹底的自我解除思想武裝,滑進了最庸俗的集體利己主義和工聯主義。雖然反對派的政治面貌五花八門,但它們的某些總特徵說明這些勢力很難走向真正的共産主義立場;相反,正在遠離它並反對它。反對派並非在與共產黨現領導層的錯誤行動和方法做鬥爭,而是反對工人群衆中的共産主義影響;反對派並非在與目前法共的極左立場做鬥爭,而是根本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前景;反對派不是與法共那些漫畫式的反軍國主義手法做鬥爭,而是跑到了和平主義立場上去;一句話,反對派正急速沈進傳統的改良主義泥潭。

 

事實上,這幾年來法國的革命陣營和德國、捷克一樣,出現了右傾機會主義流派;區別只在於法國革命工運的右翼反對派拾起了本國傳統的工團主義口號作爲僞裝。究其本質,多數工會反對派屬於右派,與德國的勃蘭德爾集團、捷克的右翼工會分裂集團一個樣。

 

法共的政策

 

有人會反駁說,如果共產黨的路線正確,那上面所說的當然沒錯,但既然法共路線失誤連連,那就沒必要遵循你說的那些原則。這種立場也是不對的。代表工人階級政治面貌的共產黨與工會的關係,屬於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方面。僅因爲共產黨(由於主、客觀原因)正推行一條虛假的工會政策,就放棄對這一基本方面作出原則性回答,等於政治自殺。錯誤路線需要用正確路線去替換,(俄共黨內的)左翼反對派正是爲此而産生的。假設法共已毫無糾偏的希望,已成僵屍一具(我們絕不這樣認爲),那就用新共產黨去代替它,但黨與階級的關係原則不會因此而有任何改變。

 

(俄共黨內)左翼反對派認爲,先進工人想影響工運,幫助後者找到準確的方向,用適時和準確的口號充實階級鬥爭的政治內容,必須通過共產黨(也許暫時可以是黨內的某派)這個工人階級政治思想的中央實驗室。

 

共產黨的正確政策不僅意味著爭取盡可能多的工會組織陣地,而且要通過它們去爭取多數工人;只有在黨的具體工作方法符合工會性質和任務的前提下,這一目標才能實現。黨對工會的爭取工作進行得是否順利和正確,要看工會是否與群衆保持並擴展著緊密的聯繫,是否有更多工人入會;如果黨的工會陣地是用縮小和分裂後者來換取的,使後者成爲實現某種臨時目標的工具,並妨礙著它們成爲真正的群衆性組織,這就說明黨與階級的關係不正確。關於法共和其他共產國際支部所犯錯誤的根源,我們幾乎每天都在進行說明,本文就不重復了。僅指出一點:共產黨現行政策帶有冒險主義色彩,幻想在極短時間內取得整個工人階級的支援,爲此在工作中使用了許多造假術、謊言和聲嘶力竭的狂喊等等自以爲「一抓就靈」的手段。

 

總之,擺脫危機的出路不在於把黨與工會對立起來,而是爭取徹底改變黨的整體政策,包括工會政策。

 

共産主義左翼反對派的任務

 

左翼反對派的工會政策必須與無產階級政治鬥爭聯繫起來,它必須對當前罷工運動作出數量和質量的評估,給出遠景預測,並對工運的發展階段作出具體分析。不必廢話,我們左翼反對派不承認什麽「資本主義將迎來數十年的繁榮與發展」與和平主義濫調,我們立場的總出發點,在於當前時代是社會革命時代這一總前提;因此,必須儘快鍛造一支無產階級先鋒隊,以應對歷史發展的——不可避免的——急轉彎。越是堅定和不妥協地反對蘇共中央當權派目前的極左冒險主義歇斯底里,越要對右翼逆流迎頭痛擊;這些逆流附和著我們對蘇共極左路線的批評,以此作爲放棄革命的藉口

 

有人又要驚呼了:新的分水嶺?新的辯論?新的分裂?多麽可怕啊!這些好好先生希望把共産主義左翼反對派當成寧靜的港灣,可以趴在裏面避過大事件和大搏鬥的風頭,同時享有「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尊號。我們對他們的回答是:道不同,不相爲謀;真理不是用小錯誤堆積而成的,革命組織不是抱殘守缺和瘋狂自戀小團體的簡單總和。在某些時代,革命路線僅代表著工運內的一個很小部分,但這絲毫不意味著小組織之間應該無原則地互相包庇和幫襯;相反,越是這樣,就越需要用雙倍的不妥協精神尋找和捍衛正確的方向,用革命馬克思主義教育幹部,不如此,則無將來。

筆者要承認的是,他過去對莫納特(Монатт)小組的估計是過於樂觀的。我們的分歧遠比過去想象的深刻和尖銳,不屏棄虛假的工團主義,法國共産主義反對派就不能前進一步。本文的提綱性闡述即是爲此所做的部分理論準備;同時,它也是與卡申、蒙索莫等(法共現領導層)的僞革命激進路線的鬥爭的一部分。

 

 

192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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