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過導航

  那么我就從下面開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期,自小就跟著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門人、听差、轎夫、廚子做過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說《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寫的那樣)。我看夠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對那些所謂“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從他們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識。我躺在轎夫床上煙燈旁邊,也听他們講過不少的動人故事。我不自覺地同情他們,愛他們。在五四運動后我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面對著一個嶄新的世界,我有點張惶失措,但是我也敞開胸膛盡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東西,我都一下子吞進肚里。只要是新的、進步的東西我都愛;舊的、落后的東西我都恨。我的腦筋并不太复雜,我又缺乏判斷力。以前讀的書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說。后來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但也只是從劉師复、克魯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冊子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來的,再加上托爾斯泰的像《一粒麥子有雞蛋那樣大》、《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一類的短篇小說。我還讀過一些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俄國民粹派革命家的傳記。我也喜歡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產党宣言》,可是多讀了几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后,就漸漸地丟開了它。我當時思想的淺薄与混亂不問可知。不過那個時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剝削階級,工人和農人養活了我們,而他們自己卻過著貧窮、悲慘的生活。我們的上輩犯了罪,我們自然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都是靠剝削生活的。所以當時像我們那樣的年輕人都有這种想法:推翻現在的社會秩序,為上輩贖罪。我們自以為看清楚了自己周圍的真實情形,我們也在學習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青年“到民間去”的榜樣。我當時的朋友中就有人离開學校到裁縫店去當學徒。我也時常打算离開家庭。我的初衷是:离開家庭,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間去,做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者。
  我終于离開了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并沒有去到人民中間。我從一個小圈子出來,又鑽進了另一個小圈子。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到上海,再過兩年半,成都的那個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產而自殺。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讓自己關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里,不能夠突圍出去。我不斷地嚷著要突圍,我不斷地嚷著要改變生活方式,要革命。其實小資產階級的圈子并非銅牆鐵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沒有決心,沒有勇气。革命的道路是寬廣的。而我自己卻視而不見,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艱苦地追求。從前我們在成都辦刊物《半月》的時候,有一個年紀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我有時還把他當作導師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里面的方繼舜。在我离開成都以后,他不能滿足于空談革命,漸漸地拋棄了無政府主義,終于參加了共產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軍閥逮捕槍斃了,他死得很勇敢……說實話,我當初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我倒希望找到一個指導人讓他給我帶路,我愿意听他的話甚至赴湯蹈火。可是后來我卻漸漸地安于這种自由而充滿矛盾的個人奮斗的生活了。自然這种生活也不是沒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滿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不斷地呻吟、叫苦,甚至發出了“靈魂的呼號”。然而我并沒有認真地尋求解除痛苦、改變生活的辦法。換句話說,我并不曾尋找正确的革命道路。我好像一個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卻習慣了病中的生活,倒頗有以病為安慰、以痛苦為驕傲的意思,懶得去找醫生,或者甚至有過欣賞這种病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無政府主義中找尋一條道路,我讀過好些外國書報,也譯過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國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爾這類人的回憶錄,可是結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虛;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我寫過一些宣傳、贊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人們責備我沒有在作品中給讀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實我自己就還沒有找到一條這樣的路。當時我明知道有馬克思主義,而且不少知識分子在那里找到了治病的良藥,我卻依然沒有勇气和決心沖出自己并不滿意的小圈子,總之,我不曾到那里去求救。固然我有時也連聲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并不是用假話騙人。我從來不曾怀疑過: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干淨。這就是我的堅強的信仰。但是提到我個人如何在新与舊、光明与黑暗的斗爭中盡一份力量時,我就感到空虛了。我自己不去參加實際的、具体的斗爭,卻只是閉著眼睛空談革命,所以絞盡腦汁也想不到戰略、戰術和個人應當如何參加戰斗。我始終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對舊社會和黑暗的勢力,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會得到什么樣的結果。有時候我感覺到我個人的力量就像蜉蝣一樣撼不了大樹(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樹),我起了類似瘋狂的憤激。我恨舊社會恨到快要發狂了,我真愿意用盡一切力量給它一個打擊。好心的讀者責備我宣傳個人主義。我憎恨舊社會、憎恨黑暗勢力到极點的時候,我的确希望每個人都不同它合作,每個人都不讓它動他一絲一毫……這种恨法不用說是脫离群眾、孤獨奮斗的結果。其實所謂“孤獨奮斗”也只是一句漂亮話。“孤獨”則有之,“奮斗”就應當打若干折扣。加以由于我的思想中充滿了矛盾和混亂,我甚至在“孤獨奮斗”的時候,也常常槍法很亂,縱然使出全身本領,也打不中敵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敵人身旁。而且我還有更多的冷靜的或者軟弱的時候,我為了向圖書雜志審查老爺們表示讓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筆轉彎抹角地說話,免得作品無法跟讀者見面,或者連累發表我文章的刊物。有時我也想盡方法刺老爺們一兩下,要他們感到不舒服卻又沒法刪掉我的文章。然而我只是白費力气,寫出來的東西,總是軟弱無力。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個坐井觀天的人。我借用這個舊典故,卻給了它一個新解釋:我關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里望著整個社會的光明的前途。我隱隱約約地看得見前途的光明,這光明是屬于人民的。至于我個人,盡管我不斷地高呼“光明”,盡管我相信光明一定會普照中國,但是為我自己,我并不敢抱什么希望。
  我的作品中會有憂郁、悲哀的調子,就是從這种心境產生的。
  我自己也知道我如果不能從井里出來,我就沒有前途,我就只有在孤獨中死亡。我也在掙扎,我也想從井里跳出來,我也想走新的路。但是我的勇气和決心都不夠。
  然而解放帶給我力量和勇气。我不再安于坐井觀天了。我下了決心跟過去告別。我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路。當然改造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跟自己作斗爭也需要長期苦戰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我希望我上面的“回顧”能夠幫助《選集》的讀者了解我過去的作品。今天在新的《選集》付印的時候,我還要重复十九年前想說而未說出來的几句話:“我的這些作品中描寫的那個社會(舊社會),要是拿它來跟我們的新社會比,誰都會覺得舊社會太可恨了。不用說,我并沒有寫出本質的東西,但是我或多或少地繪出了舊社會的可憎的面目。讀者倘使能夠拿過去跟今天比較,或者可以得到一點點并非消极的東西。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

                            巴金
                         197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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